亚当·柯尔施：烂醉——查尔斯·布考斯基的低俗诗歌

王子瓜 译

　　死亡没能削减布考斯基的产量；这是他的第九部死后出版的诗集，并且未来还会有更多。死亡也没能改变他的风格：这些新的诗歌正像那些旧时的诗一样，也许存在略多一些的重复，但不会立刻被看作是二流或废弃的作品。一段惊人高产的死后生活正是布考斯基所指望的。

　　第三版《诺顿现当代诗选》中的诗人们是依照年庚排列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于 1920 年代的这一代人，包括霍华德·奈莫洛夫（Howard Nemerov）和艾美·克莱皮特（Amy Clampitt），他们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假如你去浏览任何大型书店的诗歌区域，你大概都能找到一两本非常受人尊敬的获奖诗人的诗集。但是，有一位诗人你并不能从正典化的诺顿选集中找到，可他却占据了每一位美国诗人书架上的大量空间，他就是查尔斯·布考斯基。布考斯基的书组成了巨大的方阵，它们有着质朴的封面和血红的长标题：“爱是一只地狱冥犬”“弹奏电子蓝调如同打击乐器直到手指开始流一点血”，它们给人留下了文坛中一个冷血、很可能还是好战的帝国的印象。

　　布考斯基本人和他许许多多的读者却非如此不可。布考斯基文学事业的引路人、黑雀出版社的创建者约翰·马丁曾经这样解释道：“他不是一个主流作家，也将永远不会拥有主流的公众。”照此，他的书卖了数以百万计，被译成十多种语言，这对于布考斯基来说真是一件怪事，毕竟他获得了自埃德加·A.盖斯特这类民谣歌手备受欢迎的前现代时期以来，美国诗歌中几乎从未有过的商业成功。然而，非主流——至少从诺顿选集和其他绝大部分的选集那里可以看出来——这种感觉正是构成布考斯基魅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属于那类每一位新读者都会怀着犯忌的激情去发现的作家。

　　对于一个依靠那些短暂存在的地下刊物建立名声的诗人而言，“布考斯基狂热”却是在互联网上得到了最绚丽的呈现。专为他而建的网站有成百上千个，不仅仅是在美国，还在德国、西班牙、捷克、瑞典。正如一个粉丝所写： 在初次阅读之后，“从布考斯基先生那里，我感受到了一位灵魂伴侣的存在”。这类亲密的告白在布考斯基的崇拜者中间十分普遍。在亚马逊网上，他的书目下的读者评价，看起来像是混合了情书和聆听布道后的感言：“他所说的话总是能精确地击中我，每次我读到某些地方，我就会哭泣。”“这本书是对我的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诗集之一。”还有最坦率的说法：“我讨厌诗歌，但我热爱布考斯基的诗。”

　　如今，粉丝们不可能再打电话给布考斯基，或者顺道去他洛杉矶的家里拜访，那个他居住了大半生的地方。但彼时，1994 年，在他因白血病去世之前，粉丝们却可以这么干，并且他们真的这么干了，其频繁令诗人感到恭维，即便倦怠不堪。正如1981年他对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我收到了太多关于我的写作的来信，他们在信里说‘布考斯基，你如此糟糕，但你幸存下来。 我决定不自杀’……所以某种层面上说我拯救了一些人……我并不想要拯救 他们，我没有拯救任何人的欲望……看到了没？这就是我的读者。他们买我的书——失败者、疯子和受诅咒的人——我为此骄傲。”

　　这种自夸和抱怨的混合恰恰镜照出布考斯基诗歌的风情，它孤僻厌世，同时又有一种情同手足的亲切；它放肆粗俗，同时又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敏感。热爱他并相信他也会以爱相报的读者，懂得如何去重读这些咆哮般的诗，就拿《戏水》来说：

　　愚蠢，我的耶稣基督啊，某些人太蠢了，你可以听到他们在自己的愚蠢之中戏水嬉闹……我想要逃跑并藏起来我想要躲避他们那吞噬的虚无。

　　布考斯基的粉丝们明白那个“某些人”，就像 E.E.卡明斯的“大多数人”，或者 J.D.塞林格的令人讨厌的“伪君子”那样，从来不是指我们，而总是指他们——那些不具备足够的感受力来理解我们或者我们至爱的作家价值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期情绪，而三位作家对青少年恰恰都拥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力，这绝不是一个巧合。此外，这三位作家都表达了这样的观念， 如果厌世者真能透彻地理解我们，他将会欢迎我们的朝圣。像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所说的，“真正打动我的书是这样的，当你读完了它，你会希望它的作者是你的好朋友，你可以在任何你想的时候打电话给他。”类似的，布考斯基也许会宣称他对人类的轻蔑，并对那些不断入侵他私生活的人发出警告——

　　“我从未欢迎过响自一台电话的/ 铃音”，他在《电话》一诗中写道——他还 用他的电话号码为另一首诗起了标题，《4620614》，并且将它处理成像是一次公开的邀请：

　　我并不依靠知识写作。当电话铃响起时，我也希望听到一些也许能够抚慰它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抄下我的电话号码。

　　布考斯基给人留下的并非就是这种满腹牢骚（cri de coeur）的印象。在写作五十来本书的过程中，他化身为一个虚构的粗鲁的人，进入荒诞故事中——争吵者、赌徒、流浪汉和妓女的同伴，饥渴如大海的酒鬼。（通过1987年的电影《酒鬼》，这一传奇得到了更广泛的注意，电影中布考斯基的形象由米基·洛克扮演）。在他大量的自传体小说和一些诗中，他为他的第二自我取了一个浅显易懂的笔名：汉克·柴纳斯基（译注：Chinaski一词中藏有“中国”的英文名 China）——布考斯基的全名是小亨利·查尔斯·布考斯基，他的朋友们都叫他汉克——但由于他总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书写，柴纳斯基这一角色同布考斯基这一人物之间的界限就渐渐模糊了。这种模糊事实上正是布考斯基魅力的秘密：他将自白派诗人对于隐私的承诺，同一个低俗小说式主人公超然的从容结合在一起。

　　布考斯基的诗最受青睐的并不是他独特的语言艺术，而是他讲述自身冒险传奇故事时持续不停的分行，像是一本漫画书或者系列电影。它们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从奇闻轶事中获取无穷的营养。通常，这些事件会涉及一家酒吧，一个贫民区旅馆，一场赛马，一个女友，或者它们之间任意的置换。布考斯基的自由诗体事实上是将一系列陈述句拆解为一条狭长的纵列，即便语言充满伤感或者是老生常谈，这些短行仍然能够给人一种迅疾和简洁的印象。这种效果就像是某个传说中的硬汉，类似菲利普·马洛（译注：推测为钱德勒笔下的私家侦探）和保罗·班扬（译注：推测为美国传说中的伐木巨人） 的结合体，正要坐在你旁边的高脚凳上，请酒吧里的所有人喝上一杯，然后开始讲他经历的故事：

　　我是那个卑鄙而疯狂的白皮肤家伙，肚子里满是幽默、笑料和赌博。我和一个丝袜美腿的尤物住在一起。我整晚酗酒打架，是本地酒吧的灾难。

　　这几行出自《当时和现在》，是布考斯基最新作品集《懒散地走向涅槃： 新的诗歌》（由 Ecco 出版，售价 27.5 美元）中的一首诗。死亡没能削减布考斯基的产量，这是他的第九部死后出版的诗集，并且未来还会有更多。死亡也没能改变他的风格：这些“新的诗歌”正像那些旧时的诗一样，也许存在略多一些的重复，但不会立刻被看作是二流或废弃的作品。

　　一段惊人高产的死后生活正是布考斯基所指望的。早在 1970 年，他就这样写给他的编辑：“试想，有一天在我死后，他们开始追捧我的诗和小说，你手里将有一百篇小说和一千首诗。亲爱的，你真不知道你有多幸运。”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仰仗布考斯基近乎写作狂的多产，他们的盈余的确增长了许多。“我通常一次写十首或十五首（诗）。”他说。他将写作行为想象为一种同打字机之间令人着迷的战斗，正如他在《冷而黑的空气》一诗中所写的：“现在我在它旁边坐下并且凶狠地砸它，我不是轻轻地/触摸，我是凶狠地砸它 。”

　　酒精是这些诗歌爆炸的燃料，它经常充当主题：“我认为当我完全清醒的时候我从没写过一首诗。”他对一个采访者说。他拒绝将诗的概念定义为一种艺术品，一种由劳动和修改而成的事物。1950 年代，笼罩在新批评的风潮下，隐喻概念颇为流行，而与此正相对立，当布考斯基开始认真写作——主要是写作《加工精美的骨灰盒》和《口语的图标》的时期——他很快就形成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写作图示：“它必须像热气腾腾的大便那样，在一场畅饮之后的早晨产出。”

　　这种粗野正是布考斯基魅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本人的生活，正如诗中所展现的那样，至少能满足一个青春期男孩对成年生活的幻想，那里没有人会叫你整理房间，或者在早晨催你起床，又或者在你醉倒之前就让你放下酒杯。然而，对于这个神话来说关键的是，感情用事和酩酊大醉，还增加了布考斯基对女性的吸引力：

　　你是一头野兽，她说，你巨大的白肚皮和那双满是汗毛的脚，你从不剪你的指甲……野兽野兽野兽，她亲吻我，你早餐想吃什么？

　　这些诗提供了同一种同情共感的愿望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别的读者可能从间谍小说或者警匪片里得到，通过它们对无拘无束的男子气概的夸张模仿。（在一首诗中，布考斯基承认了这种类同，他吹嘘道：“不要相信这种流言蜚/ 妖怪没有死。”）布考斯基最好被作为精于技术的类型作家被阅读。他之于诗歌，正如赞恩·格雷之于小说、安·兰德之于哲学——对现实的浓墨重彩、道德上不复杂的漫画化。他为类型写作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贡献，连贯性和丰富性：一旦你被引诱进入布考斯基的世界，你会产生一种舒适感，知道你再也不会离开它一刻了，因为总是会有另一本书可以读。

　　同他产生于生活中的问题，他以某种方式将生活化为艺术的转换相比，布考斯基的作品提供的快乐消逝得更加迅速。有一段重要的故事在他的传记、诗和小说中被反复重写，因而任何读者都能很快了解到这故事的大致轮廓。举例来说，在《懒散地走向涅槃》一书中，《衣服要花钱》一诗讲述了布考斯基有关一名叫作霍夫斯泰特尔的同学的童年记忆。每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这个孩子都会被打，结果却只得到他母亲的斥责：“你弄坏了你的衣服/又一 次！/ 你不知道衣服/要花钱吗？”（译注：原文大写）这和布考斯基有关他 童年的小说《火腿黑面包》中的一段经历完全相同，里面的那个倒霉男孩叫大卫：“大卫！看看你的短裤和衬衫！……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衣服？”

　　两个版本的故事事关重要的都是孩童的暴行与父母残忍的冷漠；并且，这些似乎是布考斯基本人童年经历的主题。他生于德国，父亲是德裔美国军人，母亲是德国人，三岁的时候这一家人搬到了洛杉矶。笼罩他整个青春时期的沮丧感，最初便是来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常将自己的挫败发泄在他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布考斯基描述了可怕的殴打，他的故事里孩童遭受虐待的原因往往只是轻微的过失，比如修剪草坪的时候遗漏了一片草叶。布考斯基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突然长出了所有人都会长的粉刺，他将它们视为他无助受苦的征兆：“被毒害的生活终于从我身上爆发出来了。在那里，它们——所有被压抑的尖叫——以另一种形式喷发出来。”

　　这一童年的缺陷使布考斯基成为一个乖戾、不友好的孩子。但是他的孤独中有另一种元素，一种他很少详述的东西——先天的敏感和睿智，正是它们引发了他文学野心的萌芽。这是大多数诗人传记的标准配件，但是它尴尬地适应于布考斯基神话，作为一个硬汉，布考斯基不断地声明他对单纯书呆子气的蔑视。“莎士比亚对我没有任何作用，”他对一位采访者说，“那些上流社会的屎让我厌烦。我和它没关系。”他的书都声称要绕开柔弱、挑剔的艺术——“我们都已经对句子中变得微妙的措辞和谜语感到厌倦”，他向另一位采访者这样声明——并且要深深扎入生活本身之中。

　　尽管如此，在另一些场合，布考斯基也自供曾是一个非常书呆子气的年轻人：“在十五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肯定读完了一整座图书馆。”他的书信（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四卷）展示出他对整个现代小说和诗歌史的精通。他戏仿过艾略特（“布考斯基老了，布考斯基老了 / 他套上他的啤酒罐的底部 / 卷起裤腿”），援引过托马斯·曼（在《懒散地走向涅槃》中有一首诗的题目是《错乱少年愁》），争论过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优缺点（他偏爱前者）。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欣赏新批评，要知道他是多么愉快地违背了新批评有关复杂性和非个人化的美学理论。“我知道《肯庸评论》应该是我们的敌人，”1961 年他对一个朋友写道，“但是那些文章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是很合理，并且我几乎想要说，它们堪称富有诗意、令人振奋。”

　　事实上，布考斯基的文学事业开端于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成功的热切追求。他曾在洛杉矶城市学院修读创意写作班，并且疯狂地写作，正如他在《梦的燃烧》中自嘲式的回忆所说的那样：

　　我每周写三到五篇短篇小说，它们全都从《纽约客》《哈泼斯》《大西洋月刊》那里被退了回来。

　　他的贫穷、忘我，还有他来自洛杉矶的底层背景，在这些方面，年轻的布考斯基非常像约翰·芬特的短篇经典《问红尘》中的主人公阿图罗·班迪尼。这本书是布考斯基偶然在洛杉矶中心图书馆的书库里发现的，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之后，当布考斯基变得著名而芬特被遗忘，正是他的辩护使黑雀出版社将芬特的作品重新带回印刷机）。在战争期间，当他由于心理原因而被划入“4-F”类（译注：选拔征兵制不合格者），布考斯基走遍了这个国家，没有钱，做卑微的工作，住在廉价旅馆里——但是一直写作。在 1946 年，他甚至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那时他在文学杂志《作品选辑》中发表了作品，名字同亨利·米勒和让 - 保罗·萨特列在一起。

　　但是在那之后，传奇如此展开，布考斯基完全放弃了写作，成为了一个全职酒鬼。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流浪的足迹遍布美国，最后又一次回到洛杉矶；他酗酒，嫖娼，打架，把时间花在工厂的地板和监狱里。他频繁地回忆起费城的一家酒吧，在那儿他允许酒保为了取悦顾客们而痛打他，借此他可以从早晨五点坐到凌晨两点并得到免费的酒。奥德赛般的下层生活之于布考斯基的诗歌，正如梅尔维尔的南海旅行之于他的小说：它是一个充满了冒险传奇和奇闻轶事的取之不尽的宝库，也是一枚象征着真实性的徽章。

　　一旦布考斯基回归他的天职，成功就缓慢但确定无疑地到来了。他在一些杂志的读者中变得小有名气，并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和限量版书籍。不过，尽管他的名望与日俱增，他仍然坚持着邮局职员的工作，这个工作的屈辱他曾详细地写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邮局》里。1970 年，当约翰·马丁答应支付他一百美元的月津贴，以换取黑雀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的权利，他写作生涯的转机才真正到来。这项协议对于出版商和作者而言都是一场豪赌，但是事实证明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布考斯基去世的时候，他每月的报酬已经高达七千美元，同时还有十九部书正在印刷。

　　不过，这次交易也可以被视为布考斯基在文学上缺乏自信的标志。布考斯基并不是每写完一本书就交给他的出版商，而是直接将他所有的作品都寄给马丁，紧接着由后者选出新书的篇目。“他甚至不知道我会把什么放进去，”在 1998 年的传记《查尔斯·布考斯基：锁在疯狂的怀抱中》里，霍华德·桑恩斯引用了马丁的这句话，“他根本不关心。”这听起来不像是现代出版业会发生的事，现在作者、编辑和代理人都固守着他们自己的口味。这反而像是典型的 19 世纪“农夫诗人”约翰·克莱尔同他的出版商之间的那种准封建的关系。克莱尔同样也将他所有的作品寄给他的编辑——“泰勒与赫西”的约翰·泰勒——并收到一笔定期的津贴作为回报，这是两位当事人在社会地位和世俗精明上深刻不平衡的标志。但是，从这样一个协议中可以预见，克莱尔和泰勒最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而布考斯基和马丁却自始至终保持着亲密、信任的同伴关系，黑雀出版社不断出版布考斯基的书直到 2002 年马丁退休；接着布考斯基的目录被卖给艾柯出版社（Ecco），它原有的独立房屋现在属于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布考斯基，这个极度底层的诗人，现在得到了鲁伯特·默多克的出版）。

　　布考斯基不仅在他的事业上给人一种不安的印象——感觉上就像他对一个朋友写道的那样，不太“像一个作家……而像某个曾滑倒的人”。同样的感受在他对复杂性和难度的自卫式的蔑视中被更明显地暴露出来，在他看来，这些文学价值好像是那些失去生命力的教授们对真诚、用功的读者们开的一个玩笑。“容易的就是好的，而困难的就是眼中钉。”布考斯基对一个记者这样声称；或者，又有一次，“有人曾问我的生活理论是什么，我说，‘不去尝试。’这也同样适用于写作。我不尝试，我仅仅打字。”

　　仅仅打字使布考斯基实现了很多。他变得富裕而有名，成为诸如西恩·潘 和麦当娜这些艺人的朋友，成为传记和纪录片的主题。在他最后的诗歌里，他驾驶宝马汽车、同诺曼·梅勒共饮的快乐是如此真实，以至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他仅凭他的写作热情和畅销，便逃离了贫穷和卑贱工作，这是一个神话。“我展示出我的勇气，”像他所说的，“然后神终于给了我答复。”在文学意义上，布考斯基同样取得了极其罕见的成就：他创造了一个巨大、完全与众不同、且被广泛热爱的文学世界，今天大部分的诗人做梦也想不到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当大部分诗集都不能分发出去的时候，布考斯基永远位列书店最常被偷窃的名单里，这就是他广受欢迎的确证。

　　布考斯基及他的作品也有错过一些可能的伤感。他偶尔会煞费苦心地将他自己同一个清晰的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写下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哈姆森、席琳和加缪的赞赏——有关现代人之异化的经典文学、描写底层生活的传记作家。他尤为喜爱哈姆森的《饥饿》，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因贫穷和野心而发狂的年轻作家的故事。布考斯基几乎比任何美国诗人都要更接近于这位主人公的经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新书中的《饥饿笔记》一诗正是他个人的生活经验的体现：

　　大概在第四天你开始感到仿佛醉酒一般恐慌平息你睡得很好：12到14个小时，还有最不同寻常的是你会持续排泄。视觉变得更加敏锐所有事物看起来都前所未有的清晰。

　　不过，同哈姆森的差别恰恰暴露了作家布考斯基保留着多么传统的观念。他的作品中不存在任何同《饥饿》中这段情节的相似之处，哪怕稍微像一点的也没有：饥饿的主人公在公园的长椅上遭遇了一位老人，开始编起关于他老板的谎话，并且极富想象力：他的名字是 J.A.哈珀拉蒂，他发明了一种电子祈祷书，他曾是波斯的首脑……这个老人耐心地接受了所有这些令人吃惊的故事，甚至还提出一些礼貌的问题，这让叙述者陷入了愤怒：“‘该死的，你怎么不觉得我坐在这儿一直在用谎话对你狂轰滥炸？’我发狂般地叫道。‘我打赌你从不相信有一个叫作哈珀拉蒂的人……你对待我的方式我很不习惯，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吃这套，上帝啊帮帮我吧！’”

　　这段滑稽的暴怒看起来确实要将我们推向疯狂的边缘： 哈姆森，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展现出疯狂的最可怕的征兆是自尊的丧失，一种羞辱自己同时也羞辱其他所有人的强烈欲望。这正是布考斯基从未经历过的冒险。即便在他最平凡的时候，他也是他的小说和诗歌中的英雄，那些总是央求着读者隐秘赞同的主人公。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容易便能获得热爱，尤其是对不了解诗歌真正难度所在的新手读者而言；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些有着更高要求的读者那里，他一直难以被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