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凯篆刻评述 非亚

                  古典的掘进

                      非亚

      当代篆刻发展至今，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制，已经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艺术态势。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篆刻与书法绘画不同，在极为小众的圈子里踟蹰前行，艺术成果与理论还远远落后于书画。这样的环境中，很多篆刻家夙兴夜寐，潜心于金石之间，游走于方寸之地，孜孜以求篆刻真谛。汪凯，一位极其真诚、沉溺篆刻的印人，于刀石间践行三十余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于今，孤山识慧，为其量身作谱，实乃传珠之事。

      对于汪凯的篆刻，我想进行一次实事求是地评述，而不是一味地吹捧。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他在当代篆刻群体中的位置，以及他所存在的意义。每一个篆刻家，必然有其艺术基因的传续，这种基因，一定在某个层面强大，而在另一个层面暗弱。篆刻与书画一样，存在着巨大的悖论。慕古与求新，成为当代篆刻争论的主题。实际上，真正的印人也遵循“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艺术实践思想，但慕古而求新，在实践中却是最难做到的，以至于摹古者满身棺材气，倔强地坚守形同逼肖；而求新者却以嬉皮士的面目示人，把西方现代派的解构主义、荒诞思绪赤裸裸示人。这两个极端都不乏拥趸，且也有一些理论家为之鼓噪。究竟，脱离篆的形制是否还能叫篆刻，图案化、符号化的篆刻究竟与传统篆刻的创新有何意义，这与当代书画的一些先锋派实践一样，存在着巨大的歧义。汪凯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类，他严格地遵循追古而创新的艺术原则，对新崛起脱离篆式的艺术形态始终保持警惕，这与他多年的篆刻实践和美学思想有着深切的关系。 

      一、印中求印，在形质追求中的深度自我实践   

      汪凯对篆刻艺术的兴趣触发，并无家学渊源。实际上，我们所在的农村，是一些传统文化的荒漠之地。即便象书画这样普及于户牖草庐之间的艺术形式，极目所视，也都是一些粗鄙的民间存在。汪凯对于篆刻的第一认识，来源于我们小时候的初级读物――小人书。连环画上刀枪剑戟蔽日旌旗引导了我们最初的艺术想象。而他，从招展的旌旗中看到了引领挥舞的大旗上的篆字，从此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候，他不过十多岁。于是，他在那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年代开始寻找这种文字。而周围，除了仿宋私章的实用刻匠，几乎找不到从事篆刻艺术的人。每每零星得到一本残破的印谱，都会成为他那个年纪的珍宝，所有的启蒙都由强烈的爱好所支撑。直到他得到邓散木的《篆刻学》，才自觉而系统地进行自身的检视，确立一个自学篆刻的路径。   

      汪凯初入印，没有学院派式的渐进临摹，几乎是逮着什么就摹什么，这与当时的资源缺乏有着极大的关系。但这些雪花漫舞式的杂陈，却也造就了他谙熟多种流派的强大基因，不苑囿执着于某一宗族的自由风格，强化了他刀法的丰富性。没有系统梳理之前，他几乎是由着性子来，更多的是临摹，很难谈创作。直到他认识到这种杂陈带来的荒疏和凌乱伤害了自己的创作，他才真正地开始反思自己的篆刻之路。九十年代开始，图文的兴起极大丰富了印人的选择。此时的汪凯，在历经明清流派的摹刻，对黄牧甫、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邓散木、陈巨来、齐白石等一代巨匠的追随，开始静静地回归汉印。所幸此时，他遇到了学习篆刻的第一位老师――王日曦先生。王老师从陈大羽，为齐派的直接继承人。王老对于汪凯的指点无疑是十分独到的，他并没有让汪凯直接跟随他入手齐印，而是指点他立足汉印。从时代审美取向看，汉代审美是一种集体意志的反映，在个性方面较为淡薄。总的特征是追求大和满。反映到篆刻艺术上，同样是宏大充盈的审美取向。印文的方整缜密、屈曲填满、浑穆严整之美便从强屈印文中传神出来。汪凯在取汉印宽博宏阔而又肃穆整饬的意象中，大力汲取汉私印中写意类印、凿印、古陶印等个性率意的特质，克服流派印以奇相矜的流俗，在质朴、自然、平淡、简至中寻求刀法变化，形成平和安雅的布局，疏密有致、自然天成的韵致，在一定程度上使之张扬，获得了汉印创作的自我升华，也为后来的创作进行坚实的铺垫。

        二、印从书出，在古玺与金文中舞蹈

        2006年之后，汪凯开始有目的的向先秦文字探寻，战国古玺成为他研究的首要对象。对于古玺的沉迷，他并不仅仅使用其作为印文的符号，而是对这种异体纷呈、繁简无定的文字特色进行学术性的钻研。他对于古文字的研究，尤其是古印章的探寻，已经深入到对春秋战国各国的文字考据。而更多的，在考据之余，他从一个印人的角度，对于古玺质朴、高古、自然、典雅之美进行剖析。他完全沉浸在古玺这种远古中透出的空灵朴茂、奇曲中凸显浑然天成和真力弥满的氛围里，逐渐使他意识到了必须摒弃流派印的矫揉造作，而将方圆、虚实、有序和无序、和谐与张力等诸多元素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对古玺的深究，使他打开了通向上古的一条美学幽径，从认知上对他今后的创作有了较强的储备。这之后，汪凯夙兴夜寐，创作了大量参渗古意的印章系列：心经、古琴印、二十四诗品、古诗文系列，作为他对古典的倾慕和致敬。这些系列印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之前自己的否定，对自己赖以钦慕的浙派的扬弃。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也是艰难的蜕变历程，没有之前的储备，没有多年潜心刻骨的心手追摹是无法完成的。2015年，他出版了《古印章探微》一书，我们可以详尽地看到他对玺印的分类，从齐印、燕印、三晋印、楚印、秦印分别描述，既有对印章的考证，又有对玺印的美学解构。而他在其中，参看了《古玺汇编》、《古文字谱系疏证》、《战国文字通论》、《战国官印考释》等大量专业书籍，穷就其源。

      学术研究的同时，作为一个书法家，他不仅有用刀的实践，还有书写的实践，多管齐下，集聚了丰厚的学养和扎实的书写秉刀能力。追本溯源，在完成了对古玺的梳理和实践，汪凯又将目光凝聚在商周的金文上。金文作为商周文字，自身表现出圆润自然、生动活泼、结构多变的特质，天然流露出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风貌，无时不刻透出一种天真烂漫。2019年10月，汪凯又完成了《周代金文六种》（与吕金柱合著）的编纂，详细地注解了《大盂鼎》、《史墙盘》、《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中山王鼎》，对于歧义、误释进行勘误，并标注句读，简释原文，为研究者、书法者提供极准确的范本。一次次的积累，一次次的实践，是汪凯对自身、也是对篆刻史的从容检视：作为现代印人，怎样去观照历史？如何把握篆刻的内在逻辑？只有考察前人都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并以此与当代、与自身作为比较，才能够对自身努力的方向做出价值判断，对自身的艺术活动作出合理评估。这样，所有对于靶向的精准锁定，就成为艺术家取舍、扬弃的根本所在，更是一种自身视角的位移：站多高，望多远！

      汪凯在金文的书写上，至少用了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很少涉猎别的书体，醉心于对金文的状摹。也正是十年时间的打磨，使他对于金文的掌握程度到了随手即来的程度。他在金文的书写上，以硬毫入纸，回避了其锋芒毕露的属性，逐渐注入荒率而简淡的笔意，笔致浑厚朴茂，稳重洗练。在书写的基础上，他以书入印，也是他对印从书出的实践。实际上，他入印的金文，已经有了先秦众多文字的基因，而不仅仅是煅铸于青铜的附属。

三、错综群妙，在兼容并蓄中明确方向

      汪凯是少见的诗书画印均有涉猎的艺术家，而且，除了篆刻，他在书法艺术、现代刻字艺术、以及古文字研究领域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尤其是现代刻字艺术，曾连续四次获得国家级大展金奖，国内且无二人。汪凯对现代刻字艺术的实践，实际是篆刻艺术的延续。反过来，刻字艺术对于他的篆刻，也有着较强的反哺。他将篆刻中的疏密、残破、界格、平与险、阴与阳等众多元素应用到刻字中，使众多书体在刻字中呈现出高度的和谐统一。而在篆刻中，他对刻字这种大板捉刀、无所顾忌的创作形式产生极大的兴趣，他对刻字线条的理解，对木板肌理的审视，对多种形式在刻字作品中的融合，都引起了他对篆刻的深深思考。他在篆刻中对爽利干脆、生涩滞留的用刀方式，尤其是边款的内容形制，充分吸收了刻字艺术的营养，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生发效果。当代篆刻界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理论，即当代篆刻对印文书写的表现性、趣味性的注重应当与古文字学脱离。他们认为，作为篆刻创作的最主要字体，篆字已经是退出实用书体的古老文字，而很多古文字学家，并没有经过篆刻用刀的实践，仅仅依靠字形入印，就获得了金石大家的称号，实在让人难以认同。而且，古文字学与篆刻家艺术的研究方向是不同的，一味地向古文字索取，只能使篆刻艺术萎缩乃至窒息。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他们从这种理论方式中找到了脱离篆字的“篆刻”，使当代篆刻队伍中陡增了隶楷入印的庞大队伍。汪凯对此十分警惕，他清醒地看到，无力感知古文字是当代很多篆刻家的悲哀，很多人，篆刻功夫深厚，用刀深险老辣，但只不过是篆字的奴隶。从“印中求印”“印从书出”的角度，篆刻家识篆写篆是必然的功夫，学术的深入只会对篆刻艺术予以强化，并附着古老文化的传习基因而生生不息。一个篆刻家，遇难而止，转而求易，实在是对篆刻的误解。

      在北京工作的几年，汪凯有幸拜石开为师，石开对他的开导让他更上层楼。石开先生以空灵简淡为美，他追求道、释合一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哲学境界，却又秉持着深沉而冷艳的印风。石开先生十分欣赏汪凯对古文字的探微，在他眼中，古老文字的线条乃至块面形成的绘画效果，都是现代印人所缺失的，穷究其理，定能获得不竭的创作源泉。这种指点，对汪凯有了巨大的触动，也使他更加坚定了对古文字深入研究的信心。实际上，这么多年，他因循着学术、书法、篆刻这条路，循环往复，在学术中滋养着篆刻与书法，乃至刻字，成为理论与实践的佼佼者。

      一个篆刻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一是极具方向性的艺术思想和某种创作模式。从艺术思想看，汪凯所坚持的，就是溯古求新的新古典主义范式。他一直徜徉在先秦文字中，在金文、古玺中执着前行。他并不排斥当代篆刻的流派形式，兼容并蓄，也独执己见，绝不人云亦云。他能清醒地看到当下篆刻的剑锋所指和流弊所在，十分自觉地应用并实践自己的艺术成果，实在难能可贵。二是他对于自身取舍后坚持的创作路径有着深切的认知，并能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模式。他对于金文和古玺的学术性研究，其实是他篆刻方向的调整，也是从驳杂转向专一的知识储备。正是十多年的研究，潜移默化了他对先秦文字的感知，让这些文字在他的内心得以扎根和充盈，使他获得轻盈放飞这些文字的强大力量。三是他自洽圆满的多种篆刻语言的综汇，促成了他对自身的不断修正和调和。汪凯在我所见的艺术家中是最为勤奋的，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点，他所有的技法、艺术思想都从实践中得来，从临摹众家到独善一路，艺术之门总是给那些虔诚而有准备的人敞开着。四是拒绝定型，从内倾、封闭的自我完善向外拓、多变的现代表现方式靠近。实际上，拒绝定型是艺术家最为痛苦的过程，拒绝定型的潜台词是不断进行实验性创新，汪凯在篆刻语言的丰富上绞尽脑汁，他钟爱的先秦文字，或多或少还能看到汉印、封泥以及流派印的影子，杂糅众家，取人长补我短成为他篆刻的实用语言。

      汪凯的篆刻，在践行新古典主义的道路上，也有着文人篆刻的尚意之影。他崇尚自然简淡的印风，骨子里也打着雄强豪放的深刻烙印，这或多或少会对他的篆刻思想产生某种抵牾，我们也会在他的某些印例中找到这种矛盾的影子，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篆刻家。他的探索和韧性，也必然引领他达到自身认定的艺术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