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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砚,底面刻着"古环寺"是什么年代的?是什么意思?

时间:2022-11-25 06:43:54 浏览: 137 作者:笔墨纸砚网

端砚自唐朝初年开始生产。不过,当年的端砚纯粹是文人墨客书写的实用工具,石面上无任何图案花纹装饰,显得粗陋、简朴,唐朝李肇的《唐国史补》云:内邱瓷瓯,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在唐代初期广东肇庆(古称端州)东郊羚羊峡栏柯山的端溪一带,就出现了依靠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的劳动者。这里,滚滚东流的西江水,穿峡而过,直奔南海。夹岸丛山峻岭,气势磅礴,重岩叠翠。端砚名坑中的水岩(老坑)、坑仔岩、麻子坑、朝天岩、古塔岩、宣德岩就错落的分布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中。生产的端砚慢慢地成了肇庆独有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并得到达官贵人和帝王将相的赏识。宋朝开始把端砚列为“贡品”,蜚声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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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J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坊刻本:
明代鼓励民间刻书。
明代坊刻地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
其中建阳刻书最多。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嘉靖、万历年间进入极盛时期。麻沙书坊在元末战争毁了,明只留下崇化里书坊街。
杭州刻书不如南宋时期发达。

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
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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