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的现存阁帖

令人兴奋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淳化阁帖》民国时期拓本上还保留了现存帖石佚失的三则清人题跋，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跋，孔继涑、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现摘要如下：

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云：“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文，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至今卅余年来所见无逾此者。今春景高孙君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用好手棰拓一本示余，精采焕发绝类宿觏，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可宝也。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或谓宜补完之，余曰：旧刻缺亦何病，况延津合浦来自有期，宁不可俟之异日耶？并附识之如右，乾隆辛丑腊月山舟梁同书。”

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于禾中故家，剔抉苔藓联缀断裂锥拓一通，取别本十余种参校无有同者。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就中与诸本尤异者若卷三‘环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欣赏之余，因述其缘起如此。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主人孙仰鲁。”

以上跋文可知，此帖刻石系张燕昌（芑堂）为寿松主人孙仰鲁购得，梁同书认为此帖系宋刻《阁帖》贾似道本。

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断定宋石的依据。

我们此次鉴定刻石年代的利器是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因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为已知宋刻宋拓，只要将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的细部特征与以上二本进行对照，拓本就像指纹印，刻石好比手指，若完全一致的话，即可证明杭州文澜阁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著名者有：安思远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潘允谅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宋拓王右军帖》（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以上诸本除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同出一石，其余均出自宋代不同的刻石（木）。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故宫博物院曾于乾隆清宫东庑（此帖原在养心殿）陈列《淳化阁帖》一部。第一册卷首与第十册卷尾钤有“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内夹黄纸签条有“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上等”字样，帖中未见其他印章与题跋。此本即马子云先生提及的“懋勤殿本”。此十卷本为刻石，为宋纸、宋墨、宋拓无疑，与传世另一宋拓“潘祖纯本”出一石。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一六二○）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一三○六）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清宣统元年（一九○九）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专、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与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的校勘

区别拓本与刻石的异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比石花痕、字口特征。因两者完全吻合，没有必要一一罗举，笔者随机地抽取了浙图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几块刻石与懋勤殿本进行校对，结果如下：

卷六谯周帖，首行“谯”字右侧、二行“令”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二行“严君”之“严”字右侧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三行“司马相如”之“相”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九授衣帖，六行“忧驰无复”之“复”字左侧有相同圆形石花。

卷九奉别帖，一行“奉别”之“奉”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六行 “当可耳然”之“然”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九行“体气顿至”之“顿”字下有相同石花。

卷一齐高祖萧道成帖，三行“见卿”，四行“知卿”间有相同石花。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刘环之《感闰帖》第一行“环之顿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征《淳化阁帖》其它版本均无，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上出现。

通过以上简便的校对已经能够明确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浙图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会不会是明清时期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或相类的底本再翻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刻碑刻大多会将石花照样摹刻，翻刻法帖未见有将石花一并摹入的。其次，刻石的质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块石头有其自身独特的石质纹理（石筋、石裂纹），这些纹理是无法用刻刀模仿的。浙江图书馆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上能见到的石质纹理痕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完全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是否如此呢？其实，上文统计帖目已经可知，现存二十五块刻石（四十六面）已经包括《淳化阁帖》的五分之三强，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数目应该在四十块左右，而不应是相传的八十一块。八十一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明清墓志、刻帖。所谓“南宋刻石皆系双面，清朝所刻为单面”完全是臆测，经鉴定坐南四块单面的刻石亦为原刻无疑。即便偶有补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之前，现存《阁帖》残石绝无明、清补刻现象。 据文献记载，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要确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还有一定难度。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间（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堂而得名。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e799bee5baa6e59b9ee7ad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笔者认为此帖是传世《淳化阁帖》较佳的修缮本，刊刻精细无比，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一一更正，且笔法墨趣突现，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二○○七年四月写于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