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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涛阁集序

文章不能不发生由古代到当代的变化，是时势使它这样的。它的美好或丑恶的品质的形成，不是由于追随少数人的眼光，而是由于追随时势的变化。所以即使是没有情感的花草树木也要有所变异，牡丹花中的革呈红和鹤翎等品种，就不能 呈现出与左紫、溪绯等品种不同的样子。只有认清时势的人才能像防止河堤溃毁那样防止文化的衰败，从而洞察文章一定变化的规律。古代有古代的时势，当代有当代的时势，沿用古人话语的遗迹并且假充为高古，这样就像在严寒的冬天却穿着夏天的葛布衣那样可笑。

近代的文人，开始提倡用复古的理论来超过宋人。复古是对的，但他们已经到了把抄袭当做复古的地步，模拟前人字句，追求与古人勉强相合，放弃眼前景物不写，而去拾取前人陈腐失真的文辞。有才能的人被旧的体式所屈服，不敢施展自己的才能；没有才能的人也可以拾取一、二句不切实际的话语拼凑成诗。聪明人受这种习气的牵制，愚笨的人喜欢这种容易的做法，也一起谈论风雅的志趣。唉！诗歌创作到了这种地步，就使人感到羞耻了啊！那么从诗歌的创作到散文创作所产生的弊病，大概可以看出来了。

我和进之自从在吴县交往以来，每次相聚一定用诗文互相勉励，意图纠正现在模拟抄袭的风气。进之才能突出见识高远，信笔所写，信口所说，都形成一定的规则，他所说的都是现代的人不能说的和不敢说的，有人说：进之的散文高超脱俗，清爽明朗，语言切实音节悠长，在这方面他无疑属于当代有才能的人。他的诗歌极力创新和变化，所写事物都能完全的表达出他们的情状，但是其中有时有一两句话接近于平易、俚俗和滑稽，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进之纠正不良习气的作品，他认为不这样不足以纠正浮浅的弊病，并且开阔当事人的眼界。不过在古代也有这样的诗句，有因为平易而流传的，如“睫在眼前人不见”之类就是这样的；有因为俚俗而流传的，如“一百饶一下，打汝九十九”之类就是这样的；有因为滑稽而流传的，如“追窘诘屈几穷哉”之类就是这样的。古代和现代文人被诗歌创作所困扰，所以超脱之士一批接一批的出现，是为了摆脱诗歌创作中的胶着态和解除其中的束缚。要不是这样，古代有才能的人有什么不能写的，为什么要选择一、二句浅显的话语，不能自行割舍，以至于招来世人的讥笑呢？拿这种观点来看进之的诗，他无疑是诗的大家了。此集中诗歌若干卷，散文若干卷。此集编成，进之自己取名为《雪涛阁集》。石公袁子为此集作序。

初唐四杰是?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