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和王权之间的关系

青铜器中的鼎一般是王权的象征。个人认为，能够铸成并保存较大的鼎，能够代表科技水平、财力以及军事水平，毕竟当时的兵器是用青铜器制作的，同时青铜也是财富的标志，是战略物资

大禹作九鼎只是传说。

在真实的历史上，大概有一个用鼎制度：

百度百科是这么说的：“列鼎制度”，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随的其他铜器如簋等都是“礼器”，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是贵族的专利品，一般平民陪葬的则是日用陶器。

百科里不完全，不光是鼎，实际上是鼎簋组合，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以此类推。

但是，百度百科里面后面以偏概全，列鼎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的极少，大部分不是严格按照这个用鼎制度的。但大体有一个级别高的人铜器多，级别低的人铜器少。

而且还有乐器，编钟什么的。所谓钟鸣鼎食就是如此。

但有特例，比如曾侯乙墓，曾侯一个何其小的偏远小侯，墓里出土极为精美的铜器，还有超大的编钟。

但无论如何，青铜器中的礼器都有“别上下，等贵贱”的用途。

青铜器中的鼎一般是王权的象征，据说大禹制作九鼎，象征九州。

青铜器，是指中国商代到战国时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221年)生产的铜锡和铜锡铅合金铸造的一种器物。讲到青铜器的起源，早在商代以前便有了青铜器的足迹。青铜器的出现是随着陶器制造和发展而来，人们在烧造陶器时，发现在高温的条件下低熔解的金属也会产生变化，因此他们便把铜、锡、铅等金属和陶器一起熔烧，便制成了青铜器。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出土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说明，青铜器文化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夏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0世纪)，西周(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771年)，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是青铜器发展的晚期。统治阶级为了完善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要宣传自己阶级的幻想，并用图像表现在青铜器上。原始社会晚期以来，经常有大规模的氏族部落相互合并战争，炫耀武力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青铜器作为祭祀的器物，很多是把凶狠的兽面形象作为自己统治神权的象征，它对不同氏族、部落是威吓的化身，另一方面对自己氏族又有神灵保护的作用。

青铜器的出现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生产用具的改革，带动另一个经济革命的潮流。因此，中国商、周时代因为青铜时代的来临，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较为强大的王朝。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奴隶主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

铜鼎的政治价值对奴隶主来说，更是犹如命根子一样重要，极其受重视。不难看出，楚庄王所问的周王朝的九个鼎，是周朝国家社稷的宝物，统治权力的象征，谁占有它就意味着拥有王权，失去它就意味着失去了王权。从王孙满的答话中可知，九鼎最早属于夏王朝，九鼎象征着九洲。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殷”，又“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文献记载说明夏、商、周王朝政权的更替过程中，都曾以后代夺了前代的鼎，作为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的象征。

《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这就说明用鼎及用鼎的多少是随着名位的不同而有区别的。《公羊传·桓公二年》提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现今不少学者认为这就是“列鼎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个鼎的形制、花纹相同，但依次递减，形成由大而小的序列。也有人把这种组合称为“升鼎制度”，意思没有原则的差别。 无论是传世的还是墓葬出土的鼎，皆证实了这种制度。例如湖北京山出土春秋时期九个鼎、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两套鼎（一套七件，一套九件），都是列鼎制度的具体反映。自然这里也反映了春秋时代的僭越情况。

由上述可知，青铜礼器的实质，就是显示奴隶主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的权力，其中鼎更是统治权力的标志，谁夺到这种礼器，就意味着夺到了政权，若失去了鼎，就意味着政权的丧失。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

青铜时代（Bronze 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保守的估计，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

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特色独具的权力表达系统。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青铜容器在古代常常被用作礼器。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此外，青铜器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宠大场面，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北宋以来，文人雅士对青铜器的研究、搜集和玩赏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问，即所谓的金石学从此开始成形，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宋代有名的金石学家。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研究偏重于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门学科的著录与考证，而西方及日本等国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则侧重于形制、纹饰等美学价值方面，有关专家及其著述均有极高的水准。

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

就世界范围来说，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而在中国这一点尤其突出。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因此青铜器的鉴定也成为文物鉴定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中国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1976年12月年扶风庄白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闻名遐迩。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体宏伟，外观庄严。在奴隶社会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铜鼎，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通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且从提梁至三个支点通体都是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墙盘、利簋、大克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时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都是国之瑰宝、艺林中之珍品。所以说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的欣赏性。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青铜器，即我们以前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有不少青铜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区，像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还有短剑、短刀和饰牌等，别具一格。它们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给青铜器鉴定带来了新的课题。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区铜器，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只好从略了。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而铭文本身又是我们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

中国青铜器流行时间很长，就青铜容器来说，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期已经出现，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因为战国以后青铜礼器便衰落了，所以本书一般讲到战国末期为止。当然工具与小件青铜饰件的产生则更早些，应该在原始社会末期。青铜器发展历史之长，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流行时间之长既为我们鉴定它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序列，也增加了鉴别的难度。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出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起点，在商宋周初奴隶制发展到高峰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春秋以后，奴隶制开始衰落了，青铜器也开始走下坡路。到战国晚期，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从整个奴隶制度发展与消亡来说。而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显然青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外国铸造青铜器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产生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而中国不大用失蜡法。最早用失蜡法在战国早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对此外国曾有错误的看法。国外最早研究中国的铜器是从铜镜开始的。因为铜镜用失蜡法，所以开始认为中国是用失蜡法，但后来发现早期铜器并不是用失蜡法，于是又180度大转弯，说中国无失蜡法，是从外国传入的。这都不对。中国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蜡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与西周春秋时期大量使用罢了。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艺术观赏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制度在青铜器上的“物化”，它用以表明奴隶制等级制度，以器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显示不同地位、身份的贵族的价值，具体如天子九鼎之类，即青铜礼器在使用与埋葬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例如在商代盛行以觚、爵配对组合。一般奴隶主贵族墓葬常出一觚一爵。身份高的则多埋藏几套。西周则盛行鼎、簋组合。尤其当时形成“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组合体现了一定的功能。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特点。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青铜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义。

而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则不同。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青铜器的特点，有必要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其他国家青铜器的情形。

世界各国及地区使用青铜器的时间不一样，其中以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使用青铜器最早，距今约有五千多年历史。这里曾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其次是欧洲，再其次是印度，也有四千多年，与中国差不多。非洲稍晚，比中国晚一千多年。美洲的青铜历史始于何时还不清楚，大约是公元以后的事情了。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年代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早的。

在印度河流域，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器是工具与武器，有斧、镰、锯、刀、剑、镞、矛头等。还有手镯、脚镯之类的装饰品。越南的青铜器制品与中国相仿。东南亚各国的青铜器受到中国南部青铜器的深刻影响。与中国北方邻近的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如曲柄刀、短剑、锛、弓形器等显然与中国北方出土的某些器物相似。日本更不用说了，青铜剑、戈、矛等是由大陆传去的。欧洲在公元前1600年后，迈锡尼文明兴起，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是其代表。在此之前的米诺斯文明已进入青铜时代。巴尔于和东南欧也曾以青铜文化发达而著名。其中铜斧、三棱短剑、四棱锥子很有特点。而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一带，青铜也多铸成武器，如刀、斧、剑、戟、弓箭。总而言之，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制品显然以武器与工具为主，生活器皿为辅。而在中国恰恰相反，以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为主，武器与工具虽然不少，但毕竟所占比例较小。

在印度河流域，青铜铸造技术较高。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欧洲人已知用失蜡法铸造铜器，而埃及在公元前1567年至1085年之间已发明了脚踏风箱这样的冶炼设备。世界各地的冶炼铸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有的很先进，有些地区则落后。而中国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铜器绝大部分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像印度河流域之类的地区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而中国大批有铭文的青铜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从世界范围来看待中国青铜器，则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一目了然。

以上所讲乃中国青铜器的数量、种类、质量、流行范围、青铜器铭文、流行时间、与礼制的关系、铸造工艺、组合情形等九个方面的特征。只有抓住特征，了解其本质，才能作好鉴定工作。

二、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作用与价值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所谓艺术欣赏价值是指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很高超，如同一条字、一幅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青铜器的艺术魅力表现在王个方面：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铸造，一般一范只铸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因此件件面貌各异，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叹为观止。例如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三联甗，其形制前所未见。以前发现的这种类似现今蒸锅式的甗都是单体的，而三联甗则是由并列的三个甑和一个长方形案状的鬲组成的，犹如长条桌上放着三只带耳的蒸锅。案上有三个圈形灶孔，用来承置甑体。不但放置稳当，而且一次能加温蒸好三锅饭，可见其构思之奇巧。长方甗架四周饰一圈蟠龙纹，相间有圆涡纹，其下加垂叶纹。甑的双耳为兽首耳，口沿下有两道细棱，饰对称的大夔纹和小圆涡纹。纹饰相当精美。从器上铭文得知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王武丁之妃妇好的器物，怪不得如此珍奇。商代晚期青铜器一向为世人所宝爱。如1975年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县狮形山的象尊，精美绝伦。通体作象形，其腹部宽大结实，四足粗壮，踏地有声；象鼻卷起，略呈反S形。既有凝重感，曲线仍然显得流畅而不呆板，活脱脱是一头现实生活中的象的形状。更为难得的是象尊通体布满纹饰，主体部位是饕餮纹、夔纹，鼻上饰鳞纹，额上有蛇纹，简直是一幅优美的立体图画。

西周时期也有很多艺术精品，其中以牛尊最具魅力。1967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一件牛尊。整体作牛形。牛体浑圆，四蹄粗壮，头部前伸，双目圆睁，似在呜吼，造型十分传神。尤其别致的是背上开一方口，口上加盖，盖与牛背以系环相连。盖上铸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后身微缩，俨然在捕食。虎瘦劲而凶猛，牛庞大而憨实，两相对照，令人忍俊不禁。有些器物由于自身用途的限制，不可能做得如此奇巧，但细细察看，仍然可以体会铸造者的一片匠心。解放后出土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青铜器是墙盘，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盘为方唇、浅腹、附耳、圈足。造型大方而沉稳。器身通体漆黑发亮，如同新铸的一般。腹部饰一圈带状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饰宽扁的窃曲纹，纹饰的设计恰恰与器形的宽侈适应，因而给人以流畅、舒展的美感。铭文共284字，铸于盘内底，共18行。横竖成行，章法齐整，结构均衡，字形依笔划繁简略有错落，更显得活泼。笔划圆润，起笔收笔皆藏锋，给人道劲秀美的艺术享受。

商周青铜器秀美多姿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的纹饰，不但为研究上古美术史和造型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是现今装饰艺术很好的借鉴物。

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我们知道，商周时代距今已很遥远，由于历史的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三传等书。就是这仅有的一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已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对上古历史有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而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证

周武王伐纣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伐纣的具体日期，《书·牧誓》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成》：“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灭商在甲子日，由于记载十分具体，引发研究者的疑窦。而《逸周书·世俘解》也说：“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逸周书》曾受到疑古学派的极大怀疑，所以学界对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意见分歧。1976年陕西临涧零口乡零河西出土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铭首曰：“珷征商，惟甲子朝。”从而解决了千百年来的一段悬案。

西周成王时，据文献记载，曾有迁宅洛邑一事。如《书序》曰：“成王在丰，欲室洛邑。”《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则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但《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1964年陕西宝鸡出土成王时铜器何尊一件，铭文开头便说“唯王初迁宅于成周。”证实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尽管目前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二）为失载或记载甚少的上古国家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4年至1981年宝鸡市博物馆在当地发掘一大批墓葬，出土的有铭铜器显示它们是西周囗（弓鱼）国墓葬，但文献上并没有记载，可见这是文献失载的一个诸侯国。出土文物表明这个方国具有很高的工艺铸造技术，如果不是铜器上有铭文，我们无从知道它是哪一国族。

1977年河北平山县发掘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衅鼎等众多精美的青铜器。其中中山王衅鼎铭达469字之多。这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铭文，对于研究中山王国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文献关于中山王国的记载很少，连王室世系也不清楚。而鼎铭等显示了前后衔接的六代中山王的世系，从而为深入研究中山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分封制

商周时期，天子为了统治国家，将国土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往下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构成金字塔式的统治层次，有助于维护奴隶制度。文献中缺少分封时礼仪制度的具体记录，而铜器铭文中比较详细。分封时王要赏给诸侯鬯瓒、弓矢、土地和民人。宜侯矢簋显示康王时仍有分封诸侯之事。

（四）关于商周军制与战争

据金文可知，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有殷八师、成周八师、西六师。将领出征，其族人随同出战。敌方以淮夷、玁狁为主。攻打淮夷的目的之一是收取那里的赋税。战争的规模很大。据小盂鼎记载，两次战役共生擒鬼方酋长四人，馘五千一百余人，第一次俘人一万三千八十一人。推算双方投入兵力在两万人以上。胜利之后，要向祖庙献俘。这些细节都只能靠铭文来获知。

关于青铜器的历史作用还有许多。上述仅举其几例，以“管中窥豹”。至于青铜器的具体价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尤其是上好的青铜器，乃国之瑰宝，价值连城。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第八章名为“价值”，摘录了宋代以来有关青铜器的价格。严格他说这只是一时的价格，而不是价值。为了便于读者体会。今摘取几段如下，

大观初，徽宗效李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札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

嘉庆七年三月廿九日，张廷济由虎坊桥馆寓车至顺城门内崇福寺街褐陈伯恭太史。归于护国寺之东宁远斋，见仲凫父彝，碧如翠羽、赤如丹砂、白如水银，文字刻露精锐，洵商周彝器中之无上神品。问其价，曰二十四金。许以八两，不果。四月九日，邀同赵秉淳孝廉再过其斋，益以二金，仍不谐。十七日，邀同宋葆淳学博又过其斋，以文银十两零四钱，又元银六钱，作大钱十千文得之。翁树培秋部是科分校礼闱。廿一日翁来见此，拊掌曰：“胜得进士第矣。”张曰：“诚如君言。”

者囗（司女）方爵，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张廷济同梅里李遇孙明经过苏州，泊舟太子马头，由卧龙街至元庙观，遍观骨董肆数一，铜器绝无佳者。至申衙前，于钟表铺内见阁上庋此爵，尘灰委积。张索视之，心怦怦动。问其价，曰番银三饼，许至二饼有半。肆中入诡言寄售，遣人走问，云须十三，顷言误也。张笑谢之。廿日，自常熟回舟至苏，访石友孙均于申衙前，遣仆往瞻，爵则犹是也。乃托孙遣人转购。翌日，孙招饮百一山房，云托王振初去买，彼须十饼，已许至六饼，急不可图也。三月十六日，张治书于孙，促其速买，毋为捷足所得。廿八日，孙遣书椟至，偿以十饼，坚不肯受，唯留汉将兵都尉字中错金丝者之印一，后知得此用银九饼云。

虢叔三钟，以阮无所藏为最大，张廷济所藏次之，伊秉绶所藏最小。其大者宋葆淳曾见于天津卫，后归杭州某姓。其人远出，闺中匮乏，觅售于潘某。为何某携入节署，售于阮元，得银二百两。其次者初为孙星衍所藏。嘉庆末年，归于吴囗（才鼎）。吴掌权扬州梅华书院，常陈设院中。斌良观察思得之未果。后归两淮鹾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两。阿既受替，复送归吴志别，吴殁后，偿归张广德银号，值如归阿之数。张又归润州某，道光十一年春初，苏州郑竹坡以银二百饼得之。二日，转售于张廷济，值银二百七十饼。张别酬居间徐蓉林以八十四饼。是时每饼易大钱九百三十文。其小者陈均在马履泰陕西学使幕所，以银八两买于西安肆中。伊秉绶官扬州太守时，贻以百金得之。

民国以来，以外国购求，花纹佳者，辄价至钜万，于是国内菁华，悉输海外。如端方所藏古酒器，于民国十三年，归之美国纽约中央博物院，闻价至二十余万。

以上所摘段落，除青铜器价格外，购求者爱器如宝的心情，敏锐的鉴别眼光，都写得栩栩如生，真正体现出青铜器的价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