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七十年的史学发展道路（二）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史学研究

　　史学命运与国家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经过拨乱反正，史学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左”倾错误影响，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思想空前解放，迎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党和国家对史学研究高度重视，史学工作者勤奋努力，史学在学科建设、学术成果、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既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经受着新的考验。以下从四个方面对四十年来史学研究做一简要回顾与总结。　　

　　（一）时代变迁与史学的新发展　　

　　史学与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拨乱反正后，史学百废待兴，史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希望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但史学客观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不容回避。首先，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科建设的停滞，致使史学研究后继乏人。其次，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理解，以及对史学功能的片面性认识，制约、束缚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探索，致使史学研究方法单一、对象单调、话语陈旧、信息闭塞。再次，“四人帮”对历史学摧残所造成的社会对史学功能的错误认知、社会转型与史学自身不相适应等因素，致使史学发展面临重重困难。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的。经过四十年的大踏步发展，这些状况已得到根本的改变。

　　1. 史学研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根本改变。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把史学简单视为政治工具的做法被彻底否定。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应成为历史研究工作的向导……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17]胡乔木的讲话代表了史学工作者的心声，正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史学、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发挥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史学的殷切期望。邓小平同志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8]江泽民同志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胡锦涛同志说：“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2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历史研究高度重视，对史学工作者寄予厚望。他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指出“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需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这对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提高修养、增强本领具有重要意义”[21]。他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希望史学工作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2]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史学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为崇高和艰巨。

　　2. 人才培养与组织机构建设成绩卓著。改革开放之初，20世纪初以来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有的还健在，“文革”前受过系统训练的一批高校历史系毕业生虽然受到“文革”的很大干扰，但其中仍有很多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很快在史学研究上发挥出引领作用。党和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重视，使史学人才培养和史学研究队伍建设很快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78年研究生招生得以恢复，1981年正式确立了新中国自己的学位制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一大批历史研究机构和高校史学教学机构的设立，使学科建设有了稳固阵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2011协同创新”计划、“双一流”高校建设，以及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设置等，有力促进了史学的建设发展。2019年1月3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总书记亲自发来贺信，对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全国史学工作者寄予殷切希望，中国史学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3. 研究方向与重大项目有了系统规划。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会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若干历史专业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重点讨论了中国历史学规划草案，落实了中国历史学的八年规划（1978—1985）。[23]这次会议对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历史学（包括考古学）各专业学会、各地区史学会也纷纷成立，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后，《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纂、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诸多重点史学研究方向的确立，都与这次会议的规划有关。1983年，中央新成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长沙召开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以中国史为例，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戴逸、王戎笙主编的《清代通史》和《清代人物传》，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政烺、周绍良负责的《敦煌文书整理研究》（汉文部分），唐长孺负责的《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和《1972—1974年出土居延汉简整理与研究》，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以及《中国经济通史》等都在此时纳入规划或启动。这两次规划会议对新时期史学的指导思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方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改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采取设置课题指南投标等多种方式资助史学课题研究，在引领和推进史学研究上产生了重大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还重点投入组织实施了一批史学（含考古学）项目，扶持“绝学”、冷门学科等。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大典·历史典》编纂工程、《儒藏》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鼓舞下，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发后，涵盖在“绝学”和冷门学科中的诸多史学学科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史学学科建设更加丰富全面。

　　4. 开放的信息交流渠道逐渐形成。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在理论方法、研究领域、交流空间上都不再是封闭式的。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史学研究信息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例如1979年创刊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几乎每期都有相关的内容，《中国史研究》更成为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理论与实践探讨的精神家园。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也有更多海外学者进入我国开展学术交流。众多重要的史学名著被翻译到中国，如《剑桥中国史》系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哈佛中国史》系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世界汉学论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等都是代表。学术交流的广泛有力推进了学术发展，中外学者在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拥有了更多相同相似的主题与话语。　

　　（二）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学科体系构建的完善　　

　　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呈现出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局面，集中反映在研究领域的深化拓展与学科体系构建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边疆史地、考古学研究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里我们择其主要方面做一简要回顾。

　　1. 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在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研究上都取得丰硕成果，并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史等各个领域。

　　（1）通史与断代史编纂琳琅满目。“文革”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基础上编纂的《中国通史》，范老去世后，由蔡美彪主持完成十卷本《中国通史》（后续补两卷至清代灭亡）。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郭老去世后由尹达主持，七卷本《中国史稿》全部出齐。白寿彝主编的十二卷《中国通史》是20世纪末中国史学的扛鼎之作，吸收古今史书编纂体裁优长，不仅在写作方式上开拓创新，也提出了诸多创见。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五卷本《中国通史》，面向社会大众，以一百个专题的形式叙述了中国境内自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朝结束的历史，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是最新出版的一套自史前至民国的通史，在编纂理念和编纂方式上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上述通史就其内容说不全是古代史，但无疑是以古代史为主的。与通史并列的断代史编纂在这一时期也取得重要成果。如杨宽的《西周史》《战国史》，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林剑鸣的《秦史稿》和《秦汉史》，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陈振的《宋史》，李锡厚、白滨的《辽金西夏史》，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周良霄、顾菊英的《元史》，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南炳文、汤纲的《明史》，顾诚的《南明史》，王戎笙、李洵的《清代全史》，李治亭主编的《清史》等。尽管上述通史或断代史的编纂还有缺憾和不足，但有不少都是学科奠基性的，至今尚不可替代。

　　（2）政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政治史是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是解读历史发展变迁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后，政治史研究突破了以前的狭隘范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向纵深发展。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摆脱了职官史的局限，全面梳理了先秦至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各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层面，如国体与政体、皇权、机构、职官、仕进、考课与监察、法制、军事、礼制、外交、阶级与阶层、政治人物评价、文书行政、政治运作形式、基层政治等，都有极大推进，大都有一部或数部专著出版，断代政治史和专题性的通史也有丰硕成果。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作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政治史研究不再是静态描述，而是将政治史与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有机结合起来，“活”的制度史研究受到重视。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史是重点，但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史也受到关注。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在日知、刘家和、马克垚等推动下，围绕古代城邦制度、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政治史紧密相关的法制史研究取得骄人成绩。张晋藩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展现了20世纪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水准，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的十四卷《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及《续编》，是中国法律典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各断代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及众多法律文献整理也取得丰硕成果。[24]军事史研究不再单纯作为政治史的一部分，军事制度、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军事文献等都有了深入研究和整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众多古文书、古文献的发现，地方政府档案的整理出版，为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3）经济史研究迎来高潮。四十年来，经济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一是一批研究机构建立和刊物创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原经济史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1980年历史研究所成立经济史研究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经济史研究室，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先后成立经济史研究所或教研室。和经济史研究相关的刊物、学会相继创办。1981年，《中国农史》创刊；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创刊；198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1985年，中国商业史学会成立；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这些都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与繁荣。二是一批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整理出版。如王永兴的《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郭厚安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谢国桢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傅筑夫、王毓瑚等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先秦编》，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徽州经济资料丛编》（一、二辑）等，以及一大批行业、区域经济史料和传世文献、新出文献中的经济史料整理刊布。[25]三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视角的转化和吸收新的经济学理论与模式，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都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继续得到关注，但研究重心的转移也十分明显。对中国古代经济的整体性、规律性问题认识，以及从历史与现实关联的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经济的特点趋势加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传统经济的现代化，城镇与市场，前近代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三农”问题等受到广泛关注。经济史研究中的思想史、财政史、城市史、商业史、货币史、人口史、工业史、贸易史等专门史，区域经济史，少数民族经济史，以及与经济史紧密相连的环境史等都有了开创性的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经济形态、经济通史、断代经济史、专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胡如雷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撰写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河北大学、郑州大学协作完成的《中国经济通史》，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等都是代表。[26]

　　（4）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史研究还很难说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领域比较狭窄，而且主要附属于社会经济史或政治史之中。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广阔前景，对社会史的关注空前高涨。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史学会的成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近代史所社会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成立，以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历史人类学》的创刊，为社会史研究构建了良好的平台。尽管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以及概念理解还有不同意见，但其研究成绩是公认的。[27]社会组织与结构、宗族与家族、家庭与人口、婚姻形态、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势力、风俗信仰、民间宗教、地域或区域社会、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市民社会、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等研究，以及民间文献整理等方面都有代表性的论著与成果出版。与社会史相关的疾疫史、医疗史、灾害史、性别史、乡村史，以及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等都受到广泛重视。[28]以“国家与社会”为分析框架的理论模式，开始渗透史学研究领域，影响有逐步扩大趋势。其所预设的历史解释模式和研究范式，在新的问题意识形成、话语体系建构上均有突破，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长时段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及基层社会、社会结构变迁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其含义已不是狭义的社会史所能涵盖的。

　　（5）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成就斐然。改革开放后，思想史研究脱离了教条主义束缚，在理论方法、研究内容、资料整理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简帛资料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先秦文献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探源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评价，当然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识还不一致，关于“国学”“新儒学”的兴起与争论就反映了这一点。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明显拓宽，关注的问题增多，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卿希泰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等都是代表。思想史中的专题性研究、人物、思潮、流派研究走向纵深和细化。与思想史相关联的自先秦至明清的学术史研究也取得很多新成果，如李学勤的《周易经传溯源》，卢钟锋的《中国传统学术史》，陈祖武的《中国学案史》《乾嘉学派研究》等。[29]

　　文化史研究是极富时代意义的一门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起步，但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沉寂。改革开放后，伴随史学研究的复苏、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文化选择思考等因素影响下，文化史研究很快成为热点。1978年和1979年，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设立了文化史研究室，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中国文化研究室，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文化史研究室。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机构。一批以研究文化史为主题的刊物、论著的出版，有力促进了文化史学科建设与学术繁荣。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文化通志》，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的《中国文化史》，郑师渠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史》，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均为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的文化史丛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文化专题史、断代文化史、民族文化史、区域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成绩斐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研究向深入发展。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带动了史学新的学科增长点建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纂的《形象史学》，就是一个有益尝试。当然，文化史研究也存在着鱼龙混杂、对象不明的现象。

　　（6）其他学科。除上述外，中国古代史还有很多重要学科取得可喜进展。民族史在民族理论、民族起源、民族政权、民族人物、民族关系、民族社会、民族思想文化、民族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识的形成。民族文献整理和民族考古新发现是新时期民族史研究的亮点。中外关系史研究在新时期显著增强。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发现，加强了学科基础建设。我国古代与域外的陆路、海路交通，与中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了从“丝绸之路”向“一带一路”为中心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史学史研究在史学文本、断代史学、史学家、史学思想、史学批评、史学与社会、少数民族史学、中外史学比较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30]历史地理研究在新时期的突出成就反映在学科基础建设和研究领域的深化开拓上。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册），史念海的《河山集》（2、3集），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等都具有重要学科意义。传统沿革地理仍然成果众多，但人文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自然地理、军事地理、交通地理、医学地理、科技地理，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新的分支广泛拓展。[31]改革开放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也日益完善。文献学理论、版本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藏书学都取得很大成绩。与历史文献学有密切关系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等古文书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徽学成为国际性学科，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得以根本改变。

　　2. 中国近代史。改革开放后，近代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为拓展，出现了繁荣活跃的局面。

　　（1）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近代史分期是近代史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后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李侃、陈旭麓、张海鹏等发表文章，提出应当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看法，主张把近代史的下限划在1949年。[32]这一看法渐成主流，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代史研究的视角也更为宽阔，对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社会性质、近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对胡绳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展开了所谓“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如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以及与胡滨合写的《论洋务运动》等文认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他们还认为：“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因此，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33]李时岳等人的观点，引起了胡绳、苏双碧、荣孟源、张海鹏、苑书义、章开沅、戚其章等一大批学者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了两个“范式”主从关系的长期争论。尽管争论没有达成一致，但丰富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认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一直没有太多异议。新时期有学者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半”论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过程与半封建过程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是不当的。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半’论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34]这个看法当然会引起争论。如汪敬虞认为：“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的近代社会定性，那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35]也有学者认为：“究竟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可以从学理上去分析，也可以从历史实践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学理的分析，都只能基于历史实践。”[36]这个看法我们认为是很中肯的。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是新时期讨论的重大问题，成果众多。但是在这场讨论中出现的只认同改良而否认革命的意义，竭力美化近代以来一些阻碍历史进步的人物，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视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看法，恐怕就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了。

　　（2）学科体系的完善。新时期近代史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更加完整。不单是研究革命者，统治阶级历史，如晚清、北洋、民国统治者及其活动也成为重要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学科属性日渐成熟，出版发表了一批论著，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的成立，推动了台湾史研究，台湾史的学科框架和学术体系已经建立。口述史、影像史获得学界认可，为近代史的资料收集与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3）丰厚的研究成果。新时期近代史研究成果丰厚。一是通史编纂加强。如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李侃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等。二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深化。研究视角更广阔，讨论的问题更深入。尽管有不少意见分歧，但也取得很多共识。例如少数学者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一场战争，但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其性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37]太平天国史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政权性质、政体性质，以及太平天国的宗教、军事、典章制度、人物评价等问题研究上都有深入讨论。虽然意见分歧还比较多，但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性质的认识仍是主流。此外，还包括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受到更多肯定等。三是民国史研究蔚为大观。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是民国史研究的代表作。辛亥革命的性质、意义与作用认识得到加深。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研究更为系统。北洋军阀研究较过去更全面，对其形成的历史原因、阶级属性、历史作用认识更丰富，个案研究增多。突破单纯的“革命史”框架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视野更开阔，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最终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认识与评价更丰富。四是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增强。李新、陈铁健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中共建党和国民革命史研究、苏维埃革命史研究、抗战及解放战争史研究，不仅许多具体史实问题研究得到深化，而且理论认识与宏观问题的讨论也更深入。世纪之交围绕胡绳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大讨论也是代表。五是近代中外关系史在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交史，以及近代中外关系专题史研究上都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沙俄侵华史》，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是其代表。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租界、港澳史等专题史研究或从无到有或大大推进。六是近代思想史在理论研究、通史研究、资料整理、近代思想家和思想进程、思潮、学术思想等领域成果丰硕且有新的拓展。七是近代经济史研究围绕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商会史、现代化、区域经济、前近代生产总值等问题，都有很多拓荒式的研究。八是近代社会史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城市与近代城市化进程、乡村与区域社会、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性别史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范式上都有重要突破。九是近代文化史在文化转型，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近代新词语，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历史记忆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3. 世界史。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需要有力促进了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世界史研究在组织机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成果上都取得可观成绩。一是学科建设卓有成绩。1978年后，世界史的相关学会、研究和教学机构纷纷建立。对外开放促进了世界史的学术交流，世界史的人才培养途径更广阔。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及其后各研究机构、高校相关刊物、集刊的创办，为世界史研究成果刊布创造了条件。西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与学术成果翻译众多，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年鉴学派”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剑桥世界史系列等，极大开阔了世界史研究者们的视野，为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在通史、区域史、国别史、专门史研究上成果较多。吴于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世界历史”条中关于整体的世界史一系列观点得到广泛认同，在通史与分期史撰写中得到体现。如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东北师范大学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郭圣铭著的《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朱寰主编的《世界上古中古史》，齐世荣主编的《人类文明的演进》，周一良等新编世界史系列，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武寅总主编的《世界历史》等都是代表。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国别史研究，世界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研究，都成绩斐然，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38]

　　4． 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史地是和国家边疆安全与稳定有重大关系的一门学科。边疆史地研究虽然有较长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包含在广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还处于相对停滞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在现实需要和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重新起步。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4年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机构。199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创刊。几十年来，中国边疆研究所出版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边疆史地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等，为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3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成果丰硕，学者在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思考，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民族统治政策研究，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研究，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40]进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是“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提出，在学科定位、学术体系上的讨论，学科机构建立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较大成绩，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共识越来越多。[41]二是在北部边疆、东北边疆研究上成绩突出。如吕一燃的《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孟广耀的《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程妮娜主编的《东北史》、张博泉的《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等。三是海疆史的构建。在建国后海疆史初创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海疆史开始了新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中国海疆史研究在学术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上稳步发展。代表性的成果有安京的《中国古代海疆史纲》、张炜、方堃主编的《中国海疆通史》、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李金明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李国强的《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鞠德渊的《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刘江永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等。海疆史的资料整理、研究路径与方法也都有所拓宽。

　　5. 考古学。新时期的考古学收获丰硕，不仅推动了考古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考古学人才，更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做一鸟瞰式的介绍。一是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上，人类起源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泥河湾盆地遗址、蓝田遗址的新发现，百色盆地遗址群以及长江以南多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线索的发现，为人类起源“多地区进化说”以及东亚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提供了证据。二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历程，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进一步完善。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类型”划分，到新世纪得到进一步验证完善，为古史重建和中华文明探源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相互作用圈”等模式的提出，改变了过去单一中心论的认识，证明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有关农业遗址的发现，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北道县玉蟾岩、内蒙古兴隆洼、甘肃大地湾、河南贾湖等，说明中国是远古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安徽凌家滩、辽西红山、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北石峁等遗址，反映了远古中国从史前向文明的跨越。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热烈讨论，及其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2001年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综合运用多学科攻关方法，有力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三是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夏商周考古学体系。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促进了三代年代学研究从单个分散遗址研究走向贯通、整合性研究，推动了三代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序列及其标尺的建立。三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先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早期秦文化和楚文化研究，突破传世文献的限制，在考古成果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四是秦汉至明清考古在地域范围、内容上呈现新的特色。新时期在都城、城址考古的精细化，帝陵和墓葬考古的全面化，陶瓷手工业考古的多面化，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上都取得新成绩。五是科技考古的崛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为代表的科技考古研究和教学机构纷纷建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筹建，科技考古出版物众多。科技考古在碳十四年代学、数字考古、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分析、冶金考古、玉石器研究、化学成分分析等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六是考古遗产保护与研究得到加强。新时期考古遗产保护的理论构建与文保法规建设更加丰富完善，形成了多级考古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的框架结构。在考古所的推动下，实验室考古快速推广。考古遗产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也较之前有很大进步。　　

　　（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　　

　　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绩，是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不同特点的认识深化。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但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替代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关于人类客观历史进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则是关于史学自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两者是既有联系但更有区别的不同概念。正确区分这两个概念对于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以及更好地推动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2]今天，我们可以从广义上只使用史学理论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其中包含了历史理论，反之亦然。四十年来，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上的反思与探索，既艰难曲折，又有很多进展，甚至突破性的进展。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片各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室的建立，《史学理论》（1987—1989）《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理论与史学》的创办，史学概论教材的编纂，教育部将史学理论列为二级学科，各地史学理论专业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招生与工作站的设立，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连续性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建设等，使史学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有了自己的阵地。特别是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成立，充分反映了中央对历史理论的重视，历史理论研究所必将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作出更大贡献。以下我对四十年来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1. 对史学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史学是“文革”的重灾区。改革开放之初，史学界很快开始深入批判“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的流毒。同时，也结合“真理标准”大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本质属性进行反思。黎澍在《历史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等文章，在回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曲折坎坷道路的基础上，强调必须汲取历史教训，改变对马克思主义肤浅、教条、简单、绝对、公式化的理解。深刻的反思解放了思想，促进了史学工作者以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2. 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在重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史学工作者对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与讨论。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一些学者仍然坚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更多的学者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乃至物质利益都是历史的内容，不能用阶级斗争替代一切。而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始终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生产力。在社会形态问题上，五种社会形态说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与历史发展的实际不符，不是马克思而是斯大林提出的，最多只能追溯到恩格斯。还有学者提出了三形态、四形态、六形态以及一元多线说。林甘泉在《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贯主张，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论。他论证了五种生产方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而不是斯大林制造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历这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讨论上的另一个热点是“封建”名实问题。有学者认为，“封建”一词是指“封邦建国”，将秦汉至明清称为封建社会是一种“泛封建观”，与“封建”的本义、“西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但更多学者认为作为政治体制的“封建”与社会形态的“封建”二者是不同的，学者从无混淆。“封建地主制”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论”。更不能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欧洲在特征上有些不一样，就不能叫做封建社会。“泛封建观”说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43]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片面性，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历史创造者与人人有自己的历史不是同一概念。在争论中，更多学者仍然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然对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也不能做教条式的理解，历史上剥削阶级中的杰出人物也对历史发展有贡献。新时期讨论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历史人物评价、文明起源理论、史论关系、民族关系、爱国主义、近代史的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等，不再一一列举。诸多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与争鸣，推动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更加深刻的理解。认真研读原著，全面完整理解唯物史观，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科学运用于史学研究，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3. 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活跃与创新。思想的活跃推动了历史认识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新时期，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探讨与实践百花齐放。历史认识问题上取得重要成绩。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完全取代历史认识的看法，受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视。如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概论在课程教学内容上作出一定区别，既讲历史唯物主义，也讲史学理论。宁可在《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及《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两文中，也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理论的关系，特别是对历史认识的对象、特点，以及与其他认识的区分等做了开创性的探索。由此开展的关于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过程的特点及其检验、历史认识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问题的大讨论，极大深化了史学理论的认识。[44]历史认识论作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取得共识，而且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取得重要成果，影响至今。

　　史学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主体史学家认识和揭示历史客体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自身的历史研究方法，但长期以来在实际运用中，又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理解教条化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方法掀起热潮。揭示历史真相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方法受到重视，唯物史观中的历史主义、阶级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较之前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计量方法、心理方法、模糊方法、跨学科等方法异彩纷呈，历史编纂与历史表述方法也有不少有益的探讨。[45]新世纪以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文献数据库的大量建设，运用大数据推动历史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的尝试。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涌入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成立，以及相关高校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位点、刊物的创立，推动了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进。诸多西方史学理论名著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如年鉴学派、兰克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全球史以及其他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口述史、比较史学等。西方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主要流派与史家、社会史等方面都有很多突破性研究。杨豫的《西方史学史》、郭小凌主编的《西方史学史》，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张广智的《现代西方史学》都是代表。进入新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环境史被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对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冲击与影响不容小觑。　　

　　（四）四十年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向前发展的四十年，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中国史学工作者勤奋努力，开拓进取，史学园地充满生机。以下仅从几个方面谈一点体会。

　　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摆脱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寻章摘句式的僵化与片面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深入研读，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全面理解，使唯物史观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展现给史学工作者。尽管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讨论，以及诸多历史理论问题理解上还存在着不同分歧，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与相关历史理论问题具体结合上的认识已较四十年前大大深化。我们从众多关于新时期史学回顾的文章中不难看出，脱离封闭教条、丰富发展后的唯物史观，在历史的宏观研究、微观分析，以及学科新的增长点上，都发挥出重要引领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既保存了前两个传统（指实证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本文作者注）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的许多新成就，是以前两个传统为基础的改进和发展，因此更与前两个传统可以互补。”[46] 1978年后是否形成了多元化的“传统”我们暂且不论，但作者认为新时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存在不可分割关系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开放的、发展的唯物史观，是推动新时期史学发展的主动力。

　　二是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被进一步厘清。古往今来，现实社会是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许多史学问题提出的原点、史学学科建设的土壤，是史学家历史观念、研究方法产生的基础。在总结历史教训基础上，新时期史学不再简单附属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更不会因从属错误政治而歪曲历史事实。但如同所有科学直接或间接都与现实有密切联系一样，史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并开展了更深入思考。史学的现实功能既表现为对迫切需要的现实问题提出科学的意见建议，也表现为严谨、高水平的史学论著的撰写和出版，或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史学成果的大众化。瞿林东的《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文集，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立足新时期，对古今史学的社会作用做了很好的探讨。

　　三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建设的发展。新时期史学研究领域百花争艳，学科建设更加完善。考古学中以史前考古成绩尤为突出。旧石器时代考古走向系统化、全面化，布局更完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不断涌现，古史重建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夏商周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分期断代的综合研究，已经建立起三代考古学体系。史前考古在揭示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源头基础。中国古代史除了在通史、断代史研究力量配置上继续加强外，各专门史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并朝着贯通性方向发展。新出材料带动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吐鲁番学、徽学以及综合性的古文书学等，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支撑。中国近代史学科概念的讨论，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与“范式”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内容。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更多问题得到更加客观公正科学的分析。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快速发展，不仅国别史、区域史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有了新的探索，研究视野也逐渐从分散走向整体。以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抑或二者相统一的理论方法构建世界近现代历史理论体系的争论，丰富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当然，四十年史学发展中也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比较严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边缘化现象客观存在。唯物史观在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的指导作用受到削弱。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反思与否定，确实存在着理论指导与方法上的偏差，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但却有一定的影响。年轻史学工作者较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下功夫，能够并善于运用唯物史观者不多，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还比较普遍。尽管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还存在不同看法，但这一现象引起不少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忧虑也是事实。盲目跟随西方话语体系，缺乏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史学研究脱离现实、回避现实而躲进象牙塔的现象也不罕见。上述现象虽是史学在客观发展过程中的认识问题，但也值得重视。至于历史虚无主义、“新清史”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在史学领域里的传播与影响，则需要我们批判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