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书法有哪些特征？

一、王献之书法有哪些特征？

古人对献之书法评述甚多，有代表性的如羊欣云：“献之善隶（指真书）、稿（指行草书），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采古来能书人名》）李后主云：“子敬俱得右军之体，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张怀璀云：“子敬神韵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

峻险髙深，起自此子。”（《书估》）项穆云：“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书法雅言》）其中，所谓“媚趣”、“惊急”、“惊奇”、“尚奇”等说，用词不一样，涵义则颇为近似。羊欣说其书法“骨势不及父”，与李后主所说“无蕴藉态度”，道出了二王书法不一样的根本点——羲之书含蓄深沉，平和灵润，以内涵风骨为美；献之书洒脱豪迈，以开张奇丽为美。

（羲之书与钟繇书相较，以姘胜质，二王相较，献之书之妍又胜羲之。）因此，明代项穆说“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献之书对形式美的追求更甚于羲之，这也是献之狂称“世人那得知”的理由所在。这一点，无论在其真书或是其行草书中都得到了充足的表现。张怀璀说：“子为神骏，父得灵和。

”若以拳术作比喻，羲之书似内家拳，柔中寓刚，献之书如外家拳，刚中见柔，各造其极。王献之的“尚奇”风格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唐张旭、怀素以及宋、明两代的浪漫主义书风中诸多豪迈新奇派书家的远祖。《山谷题跋》谓：“余尝从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

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左思语言淳朴，庄子为文恣肆，以之比二王，十分确当，“脱然无风尘气”，又是二王书法的共同特点。后世千余年来书法风格千变万化，大家巨匠代不乏人，但在这一点上能“脱然”者确实不多。

二、分析论述题：1.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2.简述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

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代的影响，只看张旭的一句话就知道：“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这句话包括了唐代几乎所有的大书家，张旭后来将这种楷法传给了颜真卿，以楷书四大家与宋四家为首的后起之秀之所以能在王羲之后期有如此大的成就，究其根本，都是学王羲之的书道，夸张的说中国自东晋以来的书法只能分为王羲之前期和王羲之后期，他不但将钟繇发明的楷书和张芝的今草发扬起来，其流传的《十七》，《黄庭》，《兰亭序》，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永不可超越。不但是中国，日本每年的春节新春开笔时，都会拜王羲之。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思潮和哲学观念，它对现代主义的理性、线性和大众化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反对大师叙事：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拒绝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他们破坏和颠覆了故事的连贯性，采用碎片化、断裂性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顺序。
反对现代主义规范：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对现代主义的理性和规范进行了批判。他们不再追求统一的真理和理性的解释，而是强调多元和相对性。他们用多样的视角和语言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的理解和探索。
借用和混合：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善于借用和混合各种不同的符号、图像和风格。他们将高低文化、传统和现代元素、大众媒体和艺术史的影像进行融合，创造出新的意义和视觉体验。
反对固定身份和边界：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关注权力、性别、种族和身份等社会和文化议题。他们挑战固定的身份认同和二元对立，探索多样性和流动性的可能性。
反对封闭的艺术界：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打破了艺术界的边界，将日常生活、社会政治和流行文化纳入艺术的范畴。他们强调艺术与社会的联系，关注艺术的参与性和互动性。
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包括对传统叙事结构的颠覆、对现代主义规范的批判、对多元性和相对性的强调、对身份和边界的挑战，以及对艺术界边界的打破。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以其反叛和创新的精神，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三、王羲之为什么被称为“书圣”？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