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地名的来源与衍化及其史学价值

　　汉语历史地名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追溯地名史源、地望考证、地理沿革、地图绘制等方面的研究范例自汉代以来就层出不穷。清末以降，随着经学文献研究的深入，传统地名研究也取了得相当丰硕的成果。近代以来，以顾颉刚、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等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家继续在传统地名考证方面辛勤耕耘，将古书记载和出土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地名和地理也成为一种新的学术风气。

　　自20世纪初始，学术界即有讨论甲骨地名的专论，其中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虽仅考释了8个甲骨地名，但实开甲骨文地理研究之先河。郭沫若《卜辞通纂》开创的干支系联法为甲骨地名和殷商地理研究建立起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董作宾《殷历谱》对黄组征人方卜辞行经地点做了系统收集和系联，在考释地望的基础上绘出了路线图。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八章“方国地理”对甲骨地名进行了系统研究，全面讨论了商代晚期的地理结构，勾画了甲骨文地名网络。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是首部利用甲骨和青铜器铭文资料系统研究商代地理的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该书在有限的三章内容中讨论了商都田猎区与商末的政治地理结构、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线与相关地名的地望、商都之外一些方国与商的关系及商王国对外战争的地理问题等。其中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之错误的更正对于甲骨地名研究影响深远。此外，利用甲骨金文资料研究商周地理的成果还有饶宗颐、钟柏生、郑杰祥等；而《商代地理与方国》一书将甲骨、青铜器“族徽”及考古遗址相结合，考述商代政治地理架构、人文地理结构演变和方国地望等，是商代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科的快速发展，甲骨、金文研究成果中累积的商周地名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甲骨、金文地名研究大多还是地名的单一考证和有限范围内的地名系联，在汉语地名学规律探讨和中国地名学史研究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如牛汝辰《中国古代地名文化》在“中国古代地名学史略”一节中对整个西周时期的地名状况未加叙述。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对金文地名相关研究只字未提；其他谈及中国地名发展源流的通论性论著亦是如此。

　　史念海《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一文指出：“材料订正确实后，就应该接着进一步的整理。具体来说，约有五端。一为追溯来源……二为详究沿革……三为参照地形……四为订正讹误……五为探索命名规律。”因此在整理商周金文地名资料的基础上，对早期地名的来源与衍化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商周地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目的，本文依据甲骨和金文中人名、地名、方国名、部族名等专有名词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和后世文献的追溯式记述，试将商周时期地名的早期来源，以及在其历史演变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由地名转化为其他类别事物名称的衍化现象及其史料价值略作归纳整理，以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抛砖引玉。

　　一、甲骨、金文所见商周地名来源规律的初步整理与归纳

　　就现有的甲骨文、金文资料来看，其所涉及的人名、地名、方国名、部族名等专有名词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人地同名、族地同名、异地同名、同地异名以及人名、地名、族名之间相互指代等复杂情况，加之年代久远，又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导致几乎无法区别各名称在时间上的早晚，各类名称的来源与沿革也不容易说清楚。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对甲骨金文中人名、地名、方国名、部族名等专有名词之间关系做了细致梳理，并与传世文献进行参证比较；再据初步整理出来的商周地名来源的主要途径，对商周地名来源规律进行归类整理如下：

　　1.族地同名：地名来源于部族名号

　　姓是有着共同祖先、共同血缘的家族标记，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是从原来血缘团体中分离出来的新族号。商周时代，姓与氏皆可作为部族名号，而地名，尤其是居民地名称也一定有源自部族名号者。例如晚商金文“亡（无）冬（终）”，裘锡圭认为“‘无终’之名大概很早就从一般的族氏变成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称号了”，但后来“无终”又成为汉代右北平郡所属的一个县。

　　“地名一般都是首先发现或定居于该地的人命名的”，而将部族名称当做所居地名称，不管对本部族人还是对外部族人来说，都是一种最便捷命名方法。甲骨文中众多的部族名称大多是商王室对他们的称呼而非本族人自称，且常见以部族首领名或部族居地名指代该族名，所以人地同名、族地同名的辞例很多。商代是一个诸侯、部族林立的时代，以部族为核心的各个方国有各自的专属地域，“大小部族长期占据各自的土地，似乎是一种‘天然’的权力。部族专地的稳定性可以从族、地同名的现象中看出。”甲骨文中为数众多的族地同名、人（贞人、部族首领等）地同名的实例就是部族与居地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现。

　　商周金文中的族徽文字或族氏铭文，一般认为包含方国名、邑名、族名、姓氏名、私名等内容，商周甲骨文中亦记载着大量的古方国、古族、古姓氏和私名等，并可与金文中的族徽铭文互证，还可补益金文族徽铭文研究资料的不足。朱歧祥收集了79个同时见于商代铜器和甲骨文的族名，雒有仓详细考察了52个与甲骨文记载的族名基本相同或完全一致的金文族徽。例如，商周铜器所见族氏铭文“目”，在甲骨文中既是族名，又是目族居地名称。另如戈、卫、韦、舟、襄、息、耳、舌、木、竹、孤竹、无终、舟、虎、其等，先是作为族氏名，后逐渐转化为方国、邑名和地名。金文地名中的皮氏、格氏、卢氏、封氏、仑氏、兹氏、陭氏等，应该是由姓加“氏”字形成的地名。

　　2.人地同名：地名来源于人名

　　先秦时代，地名与人名有着密切的关系。饶宗颐说：“惟地名与氏姓人名有密切关系。”《普通地名学》一书对地名与人名的关系的论述如下：

　　居民地的名称与人的名字联系特别紧密。两者都属于专有名词类，这类名词本身又有不少共同点。人名（人文名称）也是由普通名词词汇补充的。形成人名时的最初特征往往取自事物本身的特征，它是人的浑名，以后变为姓。

　　由个人私名转变为部族名号———姓，再由姓转化为地名，这应该就是私名转化为地名的一般规律。甲骨金文中，人名、族名和国邑名往往与地名相同，这里显然存在着相互指代的关系，这为我们准确地把握先秦的人地关系、族地关系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根据。有关这一规律还留有大量的研究空间，那就是人名与地名间的先后和转化关系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待于未来的研究不断加以完善。

　　另外，《普通地名学》中指出另一规律：“为纪念开拓者和伟人而命名的名称具有历史意义”，即一些重要人物或族长的私名可能因其功绩而为其后人作为方国名、族氏名和地名使用。正如上文饶宗颐先生所提出的“地名与氏姓人名有密切关系”一样，西方学者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但在目前所见的商周地名资料中还没有明确的例证，这也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前瞻性的理论关照。

　　3.异地同名与同地异名：地名的异地因袭和同地孳乳

　　地名有很强的传承性。地名会随着人群的迁徙、部族分化或受封至新地而出现在其它地方，“开发者往往根据他原来所知道的地方加以地理类推而给无名土地命名”。王献唐所说的“族迁名随”、“异地同族，名以族起”，其实就是方国、部族对旧有地名的沿袭。因袭旧地名的结果就会产生“异地同名”的现象，如荀地，一在山西，一在陕西。又如西周懿王都于犬丘，春秋时期卫国和宋国均有地名犬丘，秦先祖非子居地亦名犬丘，且远在陇西。

　　地名的演变还有“同地异名”现象。一方面，事物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和角度也存在一定差异。由此会对同一事物产生认知上的差异。《普通地名学》中指出：任何自然事物的分异程度取决于事物的差异、人和社会对它的态度。一些人认为是一样的东西，而另一些能区别出不明显的特征差别的人却认为是多种多样的。认知的不同，在地理概念的表达上就会出现名称的差异，即“同地异名”，由同一个地名孳乳出二个以上的不同地名。先秦文献中即有“同地异名”，如《春秋》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垂”，杜预注：“垂，卫地。”而《左传》记为“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杜预注：“犬丘，垂也。地有两名。”又如胡渭《禹贡锥指》中指出的河流山川存在“随地异名”的现象，即同一个河流或山川因人在不同地点居住而有不同的称呼。目前所见金文地名资料中，同地异名例子还有：周—宗周/成周/东周、单—南单/西单/北单、申—南申、蔡—下蔡、洛—上洛、黄—内黄等。

　　4.旧地名改造而孳生出新地名

　　由于部族迁徙、诸侯封建、领土扩展、国都迁徙、国家兴衰、朝代更迭、行政区划变革、社会性质的改变、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自然环境的沧海桑田、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等诸多因素，人们到了新的地方，为了起名方便，往往采取对旧地名稍加改造形成新地名的方法，常见的方法是在原地名前加东、西、南、北、上、下、新、内、外等区别词加以区分，如上邽—下邽、上曲阳—下曲阳、内黄—外黄、武城—东武城、武阳—东武阳、上蔡—下蔡—新蔡、西虢—东虢、阿—东阿、丰—新丰、安平—新安平、郑-南郑-新郑等。

　　概括总结地名来源及其规律的史学价值之一，就在于“地理名称可以表达移民过程”。饶宗颐指出：“异地同名之层化现象，治古代地理者每据以寻求民族迁徙之痕迹。”又说“其地名中，族属雷同之号，往往出现于邻近地区，足征其族迁徙分布之概况。”

　　二、甲骨、金文所见商周地名的衍化规律

　　商周地名形成之后，不但有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地名本身的历史沿革问题，而且还有向不止一类的其他类别名称转变的现象，比如地名转化为国名、地名转化为封地名，地名转化为人名，地名转化为姓氏，等等。我们把商周地名的这种横向跨类别转化现象称之为商周地名的衍化。

　　1.普通地名衍化为国邑名

　　王献唐指出：“凡古代国号，皆由地起，更以所在之地旧名为名。”卌二年逨鼎铭记载周宣王封子尚父于“昜（杨）”，即姬姓杨国。文献记载周王将养马有功的非子“邑之秦”而号“秦嬴”，即以地名秦为国号国。顾炎武《日知录·姓》列举了文献所见的二十八姓，其中：

　　妫，虞姓，出颛顼，封于陈。姒，夏姓，出颛顼，封于杞、鄫、越。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姬，周姓，出黄帝，封于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邘、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吴、虞、虢、郑、燕、魏、芮、彤、荀、贾、耿、滑、焦、杨、密、随、巴诸国。

　　以上所列的受封各国皆是以受封之地名为国名之例。金文中的例子除上举的“侯于昜（杨）”外，尚可举出公簋“王令昜（唐）白（伯）侯于晋”。这一规律往往会使典籍记载中的诸侯国名前后不一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也应该成为阅读商周典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自觉。

　　2.地名、国名衍化为姓氏

　　中国古代的姓氏，源于受封之国或所居之地者多见。《左传》隐公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正义云：“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又《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饶宗颐认为“除姬姓外，其余十一姓与黄帝不同，是时子与父可以不同姓，知姓之由来，非源于血统而别有所受，殆与胙土封地有关”。这就是说，古代的姓氏很可能来源于所受封赐之地。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反复说到“用国为姓”“以国为姓”和“古诸侯以国为姓”，例如：

　　《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由以上所引文献来看，地名和国名的确是古代姓氏的一个重要来源。

　　时代越久远，氏族与居地的关系越紧密；“政治越发展，族地关系越混乱”，“氏族与居地的关系，由紧密到松弛，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唐刘知幾《史通》云：“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太史公始革兹体，惟（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即早期文献只谈氏族，不交代该族所居之地，因为氏族的传统地域仍存；而晚期文献如《史记》，往往详述居地变化，因为氏族与所居地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吕思勉《史通评·邑里第十九》中对此的评论是：“古代命氏，恒因封土。封土既易，氏族即随之而改，故氏族可验，邑里即无待具详。后世此例渐破，则举其氏不能知其所居之地，故必备详其邑里。此《史记》之文，所以与五经、诸子异例也。”

　　地名转化为姓氏的情况见于文献者，如《左传》载晋国地名“王官”，又有晋大夫名王官无地；《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和姜都是水名，后都成为姓氏；《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居妫汭”，其后以“妫”为氏。西周时期，广建诸侯，以封地、采邑为族氏名，即“氏随封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顾炎武《日知录·氏族》云：“以邑为氏者，若韩赵魏是也。”

　　甲骨文中“异代同名”和人名、地名、族名、国名相同的现象，有学者解释为“在商代也可能存在着以方名、地名为氏的情况。”曹定云和饶宗颐均认为“妇好”之“好”所从的“子”“乃是方名、地名，似可解作以国为氏，或以邑为氏，较为合理。”何景成认为商周铜器上南单、西单和北单“这种族氏名号很可能是源于地名。这种以地名为氏的情况在周代是很常见的命氏方式，卜辞也有不少类似的现象。”

　　金文中以地名、国名为氏者较多，常见者如蔡、齐、秦、许、邢、吴、徐、毕、毛、芮、申、滕、薛、纪、杞、梁、彭、芮、杨、邓、宋、燕、鲁、苏、陈、黄、江、唐等。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分化的一个途径就是士大夫们以自己的封地或采邑名作为自己的氏名，如晋国先轸封于“原”地而名原轸。又如谻、郄，古地名，在今山西省沁水下游，为晋国宗族叔虎封地，《路史·国名纪戊上》：“郄，叔虎邑。俗作郄。”后人以郤为氏。春秋战国金文地名鲜于、取虑、无盐、淳于等，后来也均转化为了姓氏。

　　通过对上述地名、国名与姓氏转化关系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族地关系变化与先秦两汉经典文献编撰体例变化的互动规律如下：先秦时期，由于氏族的传统地域仍存，所以这一时期的文献只谈氏族，不交代该族所居之地。到了汉代以后，因为氏族与所居地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所以文献往往详述居地变化。“氏族与居地的关系，由紧密到松弛，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3.地名衍化为人名

　　较早系统论述古人取名原则的文献当属《左传》桓公六年“公问名于申纟需”，其中“不以国”和“不以山川”涉及地名。饶宗颐论述甲骨文地名与贞人间的关系时指出：“卜辞习惯以地名称呼人名，贞人多是此例”，又说“贞卜人物之名号，其中不少原为地名，此等称谓，有时不是某一个人之私名，可指若干人……以今观之，贞人名号，亦多非私名而为邦方之名，可无疑义……贞人既多以邦方为名，故异代不妨同称，事实必非一人”。至于以地名称代人名的原因，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解释为：“殷人以讳事神，而后有字……既讳其名，又讳其字，以其采地称之。”饶宗颐加以申论：“谥可以表德，而私名则有所讳忌，故殷人习惯每以地称人，大抵举地名以名其人，如贞人之名，实其采地之名，故与地名多数类同”。

　　长期以地称人，地名便逐渐成为人名。传世文献的例子如《史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黄帝号为“轩辕”。王进锋认为甲骨文小臣墙刻辞中的人名“伯□”之私名“□”，其得名应当与地名有关，并说“伯□”因为是□族之伯，因而可以以地名来命其私名。又如“麦”作地名见于甲骨文，著名的宰丰骨刻有“王田于麦彔（麓）”。金文有麦方鼎、麦方尊、麦方彝、麦盉、麦鬲等器，铭文中都用作人名的“麦”很可能就来源于甲骨文中的田猎地“麦”。再如金文有鄂地（鄂侯、鄂君），而西周晚期有楚王名熊鄂。

　　三、甲骨、金文所见商周地名来源与衍化规律的史学价值

　　历史地名反映着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变化，反映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反映着社会发展与民族的融合变迁。地名也记录了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愿望和心理意识，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民族、心理等人文内涵，地名“是一种具有本源意义的文献”，其史学价值独特而重要。

　　甲骨金文地名资料来源与衍化规律的挖掘与整理，作为对新材料进行自觉抽象加工与理论提升的尝试，相对于传统地名研究而言，具有史料补充和拓展意义上的重要史学价值。梁启超云“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认同也”。对史料记述理解的分歧、“文献不足征”和20世纪中叶以来疑古思潮的批判等因素，导致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商周史研究长期以来无突破性进展。18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及此后商周铜器铭文的不断出土，为商周史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目前的商周史研究领域，几乎任何成果的取得都依赖于甲骨、金文等新材料解读。除以上随文列举甲骨金文地名资料证史、补史的例证之外，甲骨金文地名资料的史学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甲骨金文地名资料是商周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由于史料阙失，当前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区域政体的关系研究，政治地理结构中王都、王畿、诸侯方国的范围和界限的区分，地区观念、行政区域的级别和界限的确定等国家形态的研究还不能得出较为统一的看法。这种状况与商周地名研究中遇到的地名命名随意性很大、地名频繁变换、地名省简无常，以及随着语言中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而产生的地名变化等错综复杂现象有很大关系。甲骨金文地名资料能为此提供新材料，有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或研究的深化，如《商代史》第十卷《商代地理与方国》涉及商代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交通地理、王畿和四土地名考订、方国考订等内容，洋洋五十多万字，几乎全部是从甲骨金文资料中勾稽地名和地理相关史料而成。

　　第二，商周史研究中有关疆域范围、方国分布、诸侯分封地、交通线路等，都与甲骨文、金文地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着密切关系。如甲骨地名考释是甲骨学研究中的难题之一，饶宗颐指出甲骨地名考释的识字难、断句难和一地同名之“三难”就是真实的写照，而甲骨地名考释的进展就会极大促进对商周疆土范围、诸方国地望和重要军事行动中行经地点的确认。能体现甲骨金文地名史料价值的例证很多，如甲骨金文中有关夷方地望和征夷方行军路线的考订，涉及到帝辛以经营东土为目的巡狩史实和商末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而戍嗣子鼎和利簋等铭文中的□地的考证，关涉到周初设三监的史实及其地望的重大问题。此外，西周史研究中各诸侯国始封地和徙封地的考证涉及到都邑地望、国族存灭、族群迁徙和疆域盈缩等重大史实。

　　第三，甲骨金文地名资料能有效补充传统地名学和历代《地理志》的不足。中国传统的地理学和地名研究，包括历代《地理志》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名的释义、定位、用字、读音、辨类等，其最大特点是偏重于具体地名的记述与解释；而把地名作为整体看待、从而探讨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是非常零星的，更不成系统。甲骨金文地名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归纳，可从源头上厘清一些历史地名的纠葛，为具体地名的考证提供新材料，也可以为现代地名的整理规范提供借鉴。

　　第四，探索甲骨金文地名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对于研究商周国族、姓氏以及金文地名的认定等均有重要作用。甲骨文中的女性以称私名或地名（即氏名）为多，而周代女性常以国名（夫家或父家国名）加姓为称，如蔡姬、霸姞、京姜、應姚、邛（江）羋、秦嬴、樊夫人、杞婦、密姒等；而这些女性称谓是研究商周家族形态和婚姻关系、各国外交关系甚至两周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的重要资料。

　　此外，甲骨金文地名资料的在汉语历史地名研究的学术史方面也有其溯源性价值。例如，汉语地名学发展史的完善需要商周地名研究取得突破，而甲骨金文地名的整理与归纳就是其先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