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上）

　　在清代官方组织编修的方志中，“忠节”书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着官方“忠节”旌表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作为清代安徽省会的安庆府，入清后在不同时期所修的方志中，其“忠节”书写内容及其变化上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近年来，“历史书写”研究范式得以在方志研究中展开，人们重视探究方志文本本身的书写与建构过程。然而，对于方志中的“忠节”书写，目前学术界讨论则不多见。零星的相关研究，多以某个人物或家族的“忠节”为个案进行讨论，虽也论及了社会历史背景对方志中“忠节”文本书写、构建的影响，但考察的重点基本都不在“忠节”人物传记文本本身，更未见从整体角度讨论方志“忠节”人物传记文本问题。本文拟通过对清代不同时期修纂的安庆方志中“忠节传”的文本书写及其前后变化的考察，解读清政权在“忠节”人物书写，尤其对抗清殉节人物的处理上，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的交汇纠缠，以及在教化问题上的互动情况。　　

　　一、清代安庆方志编纂概况及其“忠节”书写的主要特点　　

　　在方志发展至鼎盛的清代，素称“文献之邦”的安徽，自然不会落于全国之后，其中仅省会安庆，就组织过5部府志的编修，而其所属六县，亦多次组织编修县志，前后总计多达29部。

　　清代所修的第一部安庆府志，是在清初顺治十四年(1657)，当时主持编修的是时任安庆知府李士祯。这部府志惜已亡佚。到了康熙朝，清廷曾多次诏令各地修志以汇辑《大清一统志》，现存的四部安庆府志，即皆成于此时。其中，康熙十一年(1672)，依大学士卫周祚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奏，诏令各省修志。这种情况下，时任安庆知府姚琅，亦于次年“揽宿彦论次之，勒成一书”，后康熙十四年(1675)由继任知府刘国靖润色删正刊刻，这也是现存的首部清代安庆府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再应大学士明珠请“纂修《一统志》书”奏，下诏重启为三藩之乱延误的《大清一统志》编修。时任安庆知府刘枟，遂在康熙十四年府志基础上“奉檄续修”，并在当年完成，是为现存第二部清代安庆府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再次诏令，“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钜典，名曰《大清一统志》”，这时任安庆府同知的裴国照，遂又在刘枟续修的基础上“增修皖志”，是为现存第三部清代安庆府志。这中间，康熙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府志，均为响应朝廷诏令在康熙十四年府志基础上续修，间隔时间不长，体例和绝大部分内容并未作多少更改，只是稍增后几年史事而已，两志主体用的都是康熙十四年府志所刻的底版。

　　到了康熙六十年(1721)，经过鼎革之际的纷乱，清朝统治已完全稳定，对历史的认知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此时虽朝廷并未组织修志，但时任安庆知府张楷仍“诚以郡乘大典，实守土者之责”，主持编修了新的府志，这也是清代纂修的最后一部安庆府志。这部府志，以其体例严整清晰，记录详实完备，突出正风化俗之理学教化功用等，一直被誉为佳志。加之此后清代安庆府志未再续修，这部安庆府志也就成了集大成之作。

　　府志之外，清代安庆府所领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太湖、潜山六县，亦均在康熙十一年(1672)诏令各地修志后，“接诸上台宪檄”，响应府志编修而先后组织编修了县志。此后，在已形成的修志传统影响下，即使朝廷不再统一组织地方修志，安庆府志亦无编修的情况下，此六县仍坚持续修志。如望江、太湖、潜山先后于乾隆朝重修了县志。到道光四年(1824)，时任安徽巡抚陶澍“檄令修志”，征集各地志乘以组织编修《安徽通志》，怀宁、桐城、宿松、太湖等县，亦皆响应之。诸县修志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晚清同治朝，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太湖仍有所编修。

　　由上可见，清代安庆方志的编修，无论是清前期基本在朝廷诏令直接推动下进行，还是清中后期由安庆地方政府主动组织，都是由官方组织进行的。清代安庆方志也就成为官方推行意识形态，掌控社会话语权力，重构历史记忆以维护统治的一个重要场域。

　　清朝初年，较之于重建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等诸多手段的相对直接和高效，如何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则是一个较为复杂和漫长的过程。清政权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汉族地区的文化优势，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延续明代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策略，利用其中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借助各种手段以加强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为了这一目的，清廷不仅组织编修《明史》，通过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掌控社会话语权力，重新建构符合需要的历史记忆。同时清廷也意识到，方志乃“一方全史”，亦是对地方历史记忆进行控制的主要途径。在这样的认识下，通过诏令各地修志的形式，将方志编修纳入官修史书的体系之中，以更为深入和细腻的历史书写，掌控地方的历史记忆，也自然被提到政治的议程之上了。具体到安庆地区而言，自明中后期以来，安庆地区理学文化逐渐走向兴盛，尤其是经过清初的由王返朱，到桐城派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以桐城派为核心的崇奉程朱理学的重镇，清代的安庆方志也就成为清政权争夺历史书写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阵地。而“忠节”因在理学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很自然地被视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贯彻到安庆方志的书写当中，尤其涉及鼎革之际历史人物评价的“忠节”问题，更是历史书写的聚焦之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则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是“忠节传”地位突出，且记载人数较明志大幅增加。清廷“崇朱”，注重纲常伦理，“忠节”作为其中核心范畴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方志中受到高度关注，因此“忠节”人物传记在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地位愈发突出，“忠节传”则自然成为其中一个必然的结构性存在。清代的安庆方志无论府志还是县志，均设有“忠节传”。如康熙十四年府志在人物传下置“忠节”篇，其后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府志均将十四年府志“忠节”篇照搬入志，康熙六十年府志则在《人物志》中设有《忠节传》。县志中也均设“忠节传”，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桐城县志》依府志体例在人物传下置“忠节”篇，道光《桐城续修县志》更是在《人物志》中设“忠节”篇并单列一卷。不仅如此，清志中记载的“忠节”人物数量也较明志有较大幅度增加。现存的三部明代安庆府志记载“忠义”人物均不超10人，而清初仅康熙十四年府志“忠节”篇记载人物就达53人，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虽仅记载“忠节”人物22人，但在其后附“死义”篇，记载明代“死义”人物46人，合计达68人；县志中如道光《怀宁县志》“忠义”篇仅一县就载16人，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忠节”篇更是载有53人。清志较明志“忠节”人物的增加，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安庆地区在明清鼎革之际，“忠节”人物较三部明志形成的承平时期实际增加的历史事实，但同时也体现了清代尤其是清初为取得地方政治认同，重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以稳定统治，更加凸显“忠节”教化，将方志作为推行“忠节”教化的重要手段予以突出的结果。

　　其次，在“忠节”教化的主旨下，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也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传”虽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需要，但“矜其乡贤”是以其“忠节”得显，加之官方推行“忠节”教化的要求，相对于存史层面保留地方人物的事迹以“矜其乡贤”，则更多地让渡于凸显“忠节”主旨的要求，就像方志列女传一样，只需满足“贞、孝、节、烈”等书写模式的基本情节要素，属于存史层面的具体内容、情节则可简化。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所附“死义”篇中怀宁陈尚炳传，仅短短一句：“为贼执，骂贼而死”，只需满足“抗贼不屈而死”的要素，具体情节则可省略。其他“忠节”者的传记，虽有详有略，但多数基本遵循了“抗贼不屈而死”的书写模式，有的还加上体现“忠节”的言论，如“我书生，肯跪汝贼奴耶”；“我为朝廷赤子，且世为礼仪中人，岂屈膝尔贼辈耶”，等等，以进一步彰显传主的“忠节”形象。且随时代推移，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越来越简略，如清初康熙十四年府志的“忠节”人物传记，虽基本上都遵循了“抗贼不屈而死”的书写模式，但大都在百字以上，有的著名人物如史可法传记就有五百余字，“忠节”教化之外，仍可见为本土人物存史的地方意识。到康熙六十年府志和之后所见县志，“忠节”人物传记则更加简略，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中人物传记多不足百字，尤其所附“死义”篇中传记，基本寥寥数语而已。再如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忠节”篇的人物传记亦多数不足百字，很多仅短短一句，如：

　　方君简，崇祯丁丑，寇犯桐，死之。

　　吴道悦，邑附生，崇祯癸未，贼逼不屈，被害。

　　胡顺祖，字法，先考授主薄，罹贼难。

　　从中亦可见随着清廷政治控制逐步严苛，国家话语在方志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存史以“矜其乡贤”的地方意识也逐步让位于“忠节”教化的国家意志。

　　最后，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传”主要是以表彰明代尤其是明末“忠节”者为主，却也并未完全将抗清殉节者排除在外。如康熙十四年府志“忠节”篇所录53人中，明人竟达48人；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忠节”人物22人中明人15人，加之其后附“死义”篇中46人全部为明末“死义”，即其志所录68人中明人达61人；即使是清中后期的道光《桐城续修县志》中“忠节”人物仍是以明人为主，记录53人中，元代2人，明人竟有46人，清人也不过5人。

　　而明代“忠节”又以明末“忠节”者为主，以康熙十四年府志“忠节”篇为例，其志所录明代“忠节”中，最著名者当为对抗阉党魏忠贤而死的“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桐城左光斗；另有明初靖难之变中殉节官员，如怀宁甘霖和桐城方法，有宁王之乱中不降叛军被杀的怀宁汪銮，有抗倭时被俘不降遭戮的桐城黄孟五。但主要还是在明末殉节的官员和普通民众。明末，不仅与清对峙，另有李自成、张献忠起兵反明，加之各地民变时起，甚至还有流寇土贼不断，战乱频仍。不少安庆籍人士在他地为官者，都在抗击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及流寇土贼时尽忠殉国，如怀宁阮之钿，主动请旨赴任襄阳，面对张献忠部的胁迫不屈而被杀；桐城夏统春，黄陂县丞，坚守黄陂县城与张献忠部激战，战败被俘后不屈大骂，被断双手仍怒骂不止，终被割舌剜目肢解；潜山王九鼎，北直隶故城县令，面对流寇，“以忠义奖率士民，効死以守，衣不解带，饮食于雉堞者浃旬。力不及支，城陷，遂以身殉”。当然还有甲申殉节者，如潜山徐显问，“邑诸生……甲申，闻闯贼陷京都，北向号哭，赴江水死”。

　　安庆地区作为“金陵咽喉、江介扼要”的江防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更是饱受兵燹之苦。据康熙六十年府志《民事志·兵氛》记载，自崇祯七年(1634)开始直至明亡的最后十年间，安庆地区可谓是各种战乱匪患不断，动荡不已。仅桐城一地，“自甲戌至乙酉十有二年，苍苍烝民，死散流亡，殆数十余万”，整个安庆地区更是有大量普通民众死亡，其中就有不少为抗击贼寇不屈而死者，如怀宁方应旂，邑庠生，“被执，贼命之跪”，大骂不从，贼“刺其喉而毙”；宿松夏时行，邑廪生，乘船“避贼水次，贼突至”，为防止“贼乘之以掠湖也”，“急凿破其舟……遂遇害”。有几人一同死节者，如太湖王鼎臣、吴梦晹、雷绵祚，“俱邑庠生。崇祯丁丑为流贼所执，不屈同死之”。甚至还有桐城诸生吴普昭“一门五义”，“崇祯丁丑，以贼逼，率乡民团聚格鬭十余日，寻被害。妻孙氏痛夫难，哭泣三月而死。其四子光璘殉之，妇李氏亦不食而死。五子光耀妻许氏为贼迫，义不受辱死”。

　　考察以上康熙十四年府志“忠节”篇所载明末“忠节”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基本都是反抗张献忠等部或流寇土贼，而不是对抗清政权。再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所录61位明人竟全部是明末“忠节”者，甚至为突出明末“忠节”者，连著名人物左光斗都不再记载。即使清中后期的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忠节”篇所记明人46人中，明末“忠节”者仍有30人。康熙六十年府志和道光《桐城续修县志》中的明末“忠节”者，也基本和康熙十四年府志所录“忠节”者一样，主体都是非抗清殉节者。

　　从明清鼎革之际安庆地区的历史事实来看，甲申之后，归属南明弘光政权的安庆很快为反叛南明的左良玉部所占，但不久，“(清)英王至，左师降”，清军于顺治二年(1645)进入安庆时，并未遇到多少抵抗。戴名世在《孑遗录》中记录了桐城及周边安庆诸县，明末时饱受张献忠等部及流寇土贼侵扰之苦，驻守明军及明援军亦军纪涣散，侵扰地方，“贼乱于外，兵乱于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的桐城，变成“如困汤火”的人间地狱，反倒是清军占领桐城后整肃地方，恢复社会秩序，“自是天下渐定”。就桐城而言，鼎革之际虽有不少士民抗击贼寇不屈而死，但抗清者却并不多见，整个安庆地区亦是如此。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主要以明末抗击张献忠部及流寇土贼而殉节的官员和普通民众为主，而非抗清殉节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

　　因为不是抗清而殉节之“忠节”，又符合官方推行理学“忠节”教化的需要，清代安庆方志对这些本土的前朝“忠节”人物着力褒扬。当然，这样做不仅是为推崇“忠节”观念以行教化，也是清初官方通过表彰地方“忠节”人物而获得地方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符合了安庆构筑地方“忠节”形象的需要，国家话语和地方话语则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如此，在朝廷与地方持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格局之下，国家与地方话语体现于方志的“忠节”书写似乎不会存在相互矛盾纠缠的地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表彰“忠节”，清代安庆方志还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评价抗清殉节者的“忠节”。安庆地区抗清殉节者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末在他地为官抗清不屈而死的安庆籍人士，如入传《明史》并被《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收录的桐城籍人山东左布政使张秉文和泾县教喻刘守中等人；另一类就是参加南明政权的抗清殉节者，如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就提到“从行播越、殉节诸臣，其孤忠有足悯者”的胡如珵、马懋功、胡缜、左德球等人。综观不同时期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传”，以非抗清殉节者为主体，但并非完全将抗清殉节者排除在外，其中仍可见抗清殉节者的身影。当然和大量记载并着力褒扬非抗清殉节者不同，清代安庆方志关于抗清殉节者的记载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随着时代变迁，针对抗清殉节者的入志人物、数量甚至是否载入“忠节传”，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恰恰是这数量不多且不断变化的部分，却是清代安庆方志关于“忠节”书写存在矛盾纠缠的集中之处。这种矛盾纠缠说明方志书写中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话语在垄断社会话语权力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方志地方属性所带来的地方话语的挑战，而清代安庆方志如何利用对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来处理协调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之间的矛盾纠缠，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话题。